2017年普選特首，以民主派及香港多數市民為一方，以中央及其追隨者為另一方，雙方展開激烈博弈，從今年年初開始，雙方一直激烈過招，與過往多次政改交鋒不同，這次，中央臭招頻出，目前已經落入下風。
一、態度強硬 底牌虛怯
玩Showhand，最緊要是底牌不能讓人知道，如果對方知道了你的底牌，那就要使用迂迴戰術，切忌盲目加大賭注。中央這次政改是非過不可的，翻尋中央過往對外交往歷史，就能發現，這個政權自我吹噓最多的是“我方立場是一貫的”，雖然假話、大話、空話常說，語言偽術常用，但卻是死要臉皮的，一旦有具體的承諾出口，一般都不能不遵守。2017年政改，中央是有過承諾的，與過往任何一次政改討論不同，這次已經不便再拖，一來，會信用盡失，二來，香港社會的反單，也難於應付。喬曉陽也說，2017年香港實行特首普選，中央是堅定不移的。
既然如此，中央也有自己的盤算，就是要做一個假普選出來，形式上普選，但選舉結果依然能夠牢牢掌握在中央手中，如同欽點。這走的是騙術詭道一路，是需要懷柔一點的，不能硬梆梆地推，靠嚇也是不可取的。
可能是新班子剛交接，也可能是受了佔中的刺激，喬曉陽3月份突然跳出來做了一個講話，態度異常的生硬，這就使得後面的棋非常不好下了。態度強硬是要有堅固的底牌做支撐的，倘若2仔底偏要叫Showhand，那是不會有好結果的。
二、拋出愛國愛港論等於自滅威風
喬曉陽還拋出愛國愛港論，恐怕久居香港的中方官員，私底下都會覺得好笑。香港是什麽地方？大多數香港人都是習慣具象思維的，愛國愛港論等於階級定性論，香港人沒幾個是能真心接受的，必然造成反感。嗣後，中央官員也不得不承認，愛國愛港這個參選條件是無法寫入法律條文的，那你提來幹什麼？反倒顯得極不自信，兼且留下干預香港的口實。
喬曉陽轉而解釋，愛國愛港應由香港市民自行判斷，同時又強調中央對特首的實質任命權，這就等同於要挾了。他如果能夠記得起2000及2004台灣的兩次總統選舉的話，就會馬上後悔，對民眾的威嚇結果只會是給反對派助選。
三、拖延展開諮詢失去主動
喬曉陽還為政改諮詢關了閘門，這是非常大的一個敗筆。你想，香港社會對政改議題高度關注之下，你這一方關了閘門，不就等於給民主派做宣傳工作打開了方便之門嗎？事實也是如此，民主派趁機推出一個又一個政改方案，引發社會討論，論壇一個接一個，媒體頻繁報導，最終，方案本身倒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讓大對數市民形成了先入為主的印象，”哦，普選特首原來是這樣的！“，那麼，等到政府的假普選方案一拿出來，還未有機會推廣，就會被市民罵得狗血淋頭了。
還有，做事情很講究天時、地利、人和，但看今天大陸經濟之勢頭，急速下行已無可避免，明年還會有金融危機爆發的可能，未來走向絲毫不能樂觀，經濟牽動政治，也影響外交，總之，國內形勢在走下坡路，政改諮詢越是往後拖，就越是找不到對中央有利的時機。
香港民主派最大的軟肋就是受過挫折太多，投降主義、折中主義有相當市場，看不准形勢，經不起威嚇。立法會議席比例少，很容易被中央派人統戰，開了後門，在這場政治博弈當中，策反恐怕是中央最有把握的最後手段。
佔領中環尚在討論階段，中共喉舌、親中派、保皇黨紛紛指責佔中破壞法治，這種指控不但毫無事實根據，而且體現批評者連法治的基本概念都未能厘清。
什麽是法治？什麽行為會破壞法治？
法治(rule of law)是指在社會當中，法律是社會最高的規則，具有淩駕一切的地位。任何人，包括管治機構、法律制訂者和執行者都必須遵守，社會上沒有任何人或者機構可以淩駕於法律之上，政府（特別是行政機關）的行為必須是法律允許的。
因此，透過法治規則，構建了一個公開、公平、公正的社會環境，無論是在此經商、居住、旅遊，都不用擔心受到法律以外的不當權力的影響，或者一旦牽涉官司會受到不公平的司法對待，這就是香港過往良好法治的口碑所在。
那麼，誰有機會破壞法治？是那些犯法或有可能犯法的人嗎？顯然不是。就算你非常信任香港法治，都不會預期香港沒人犯法，不是嗎？爲什麽你還相信香港有法治？是因為你相信在這裡，法律的行使會不偏不倚，所謂有法必依、違法必究。
然而，一旦出現管治機構干預司法，法律制訂者受到權貴勢力影響而訂立偏頗的法例，執法者受到壓力或利益引誘而貪贓枉法，這個時候，你還會有安全感嗎？還覺得香港有法治嗎？因此，能夠破壞香港法治的恰恰是那些高居於廟堂之上的人。例如中國內地，國家常常呼籲民眾遵紀守法，權貴階層自身卻可逍遙法外，領導人大談特談依法治國，但人人都知道，這個國家法治已死。
今天，真普聯公佈了顧問團提出的特首選舉提名方案，是優是劣，容後再述。
首先，談一談訂立方案的原則問題。香港的特首產生辦法，毫無疑問，是香港政治的頭等大事，決定了誰來當香港政府的老闆，誰來管治這塊土地及帶領香港人建設家園，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憲政方案，一旦訂立是不輕易修改的，因此，必須慎之又慎。概括的來說要滿足兩個原則，其一：完全符合普及平等的原則；其二：有良好的可操作性。
香港人如何選舉自己的特首，屬於香港的內部事務，既不涉及軍事、也不涉及外交，依照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針和精神，應該由香港人自己去做主，而不應受到任何外來勢力干擾。
2004年全國人大常委會對《基本法》附件一第七條和附件二第三條作出的解釋，將特首及立法會議員產生辦法修改的法律程序由明文規定的三部曲僭建為五部曲，超出了基本法解釋權的運用範圍，是對基本法條文實質內容的修改，而法律應用程序失當，因此，香港社會應不予承認，人大常委會應道歉并自行改正。
既無所謂五部曲，則全國人大常委會2004年及2007年兩次作出關於香港特首及立法會選舉辦法的決定於禮不合、於法無據，是對香港內部事務的粗暴干涉，香港社會應不予承認，人大常委會應自行撤回。另外，香港社會及市民有留意到人大常委會曾在其決定中有關於香港可在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及2020年可普選立法會的承諾，正如李柱銘先生所言，白字黑字的東西，即便撤回，也是歷史的見證。
現在來看看真普聯顧問團的方案，方案A提議將原1200選委會委員加上300名區議員組成特首提名委員會，這哪裡是提名委員會，簡直就是聽命委員會，既大幅保留小圈子選舉的流弊，也明顯不符合票值相等的原則，提這個方案的人可以拉出去槍斃。
方案B提議由香港全體選民選出400名提名委員會成員，基本符合普及平等的原則，缺點是操作性不夠良好，需要耗費較多的公帑及時間，而且提名委員職責非常單一，為此，各黨各派以及獨立人士需花費大量的人力物力去推舉提委候選人及推動選舉工程，耗費也頗為巨大，總之，有社會資源運用效能差的毛病。
方案C由300名區議員及立法會議員組成提名委員會，同樣作為間接提名方案，此方法在可操作性方面要優於方案B，社會不需耗費巨大資源專門選舉提名委員，但立法會功能組別議員并非有認受性的民意代表，不應獲得提名委員的資格。以民意代表作為首腦提名人，在許多民主國家都有先例，並且行之有效，是政黨議會制之下的提名方式，完全符合普及平等原則。但是，基於香港現實政治生態，有人認為這個安排有利於擁有大量區議會議席的建制派，而筆者認為，一個憲政的訂立，應以憲政本身的民主原則為依歸，不應有當時的黨派利益計算在內，這才是遵從了民主精神。
三個方案都包含提名委員會的建制，提名委員會是個怪胎，是基本法45條中故意埋下的毒餌，香港人遲早應將之廢除，但茲事體大，涉及香港的整體憲政，中共一天在位，此事一天難行，故此，忍辱負重，也是港人現時無奈的選擇。等到中共倒台的那一天，香港人必會全民制憲，重新立約，為子孫後代建立一個政通人和的永固未來。
A與C方案都附加了“公民提名”方式，是對主體提名方式的極好及必要的補充。
如何簡單理解特首提名問題？只需要聚焦在兩個原則：1、尊重參選權。2、公平、合理。 只要符合基本法44條規定，40歲以上、在港常住20年以上、無外國居留權的香港居民中的中國公民，就有資格參選特首，這種權利是不能被剝奪的。
選舉是需要有競爭的。同時，基於資源及時間的承受能力，候選人數是需要合理限制的，這點相信沒有人有異議。比如說讓不少於10名參選人有機會取得足夠提名資格，但實際上考慮到勝算等因素，並非每個人都願意參選，最終不少於2名候選人參與角逐，可能是一個適當的安排。 那麼，誰會被篩走，當然是那些勝選機會低的人，對嗎？因為他們就算參選，也沒有機會贏。那麼，誰的機會高？誰的機會低？怎麼判斷？這裡就要運用”合理預期“的方法，比如說，參選的人可以得到5萬個選民的連署支持，表明他們會選舉這個人，那就可以確認這位參選人有5萬個以上的支持，相反，那些拿不到5萬個選民連署的參選人，我們就能合理地預期他會輸給那個拿到5萬選民連署的人，這就是”公平“的原則。如果我們估計有10個人有機會拿到5萬個連署，那麼我們就以5萬作為一條能否入閘的劃綫，這就是”合理“的原則。
那麼，用間接提名的方法可以做到遵守以上的原則嗎？是可以的。如果讓香港所有通過直選產生的各級議員作為提名人，那麼他們提名的候選人，我們也可以”合理預期“這位參選人得到了該位議員及其支持者的支持，同樣通過計算，可以就每位參選人要得到幾名議員支持畫出一條線，這樣，也是符合”公平“和”合理“的原則的。
在提名這個環節上，如果爭論什麽普及平等，那是用錯了準則，把簡單問題複雜化，節點、層次、對象，通通不對。只有一點需要指出，一切不合理剝奪公民參選權，或者令到支持度較高的人被支持度較低的人取代了入閘資格的提名方案，都是不民主、不公義的。
首先要明確，不管發起者最初構思為何，佔領中環在廣大支持者心中的期望是一場全民性的公民抗命運動，而不是一次性的抗爭行動。戴耀庭教授將佔中解釋為手段，而余若薇女士則將佔中視為目標，兩者對佔中概念解讀出現分歧，佔領中環很多基本概念尚未厘清，此例可見一斑。作為一場運動，它是長久的、持續的，由很多個行動來組成，基本上不達目的不言收兵；而作為一次行動，那就是做完即止。這個差別必須事先弄明白，不然的話，會造成發起者與支持者之間的誤會，為日後分裂埋下禍根。
佔中運動給嚮往民主普選之港人一線希望，但要有實際成效，非講謀略不可。由年初醞釀至今，近三分一時間過去，查其現況，似乎立足未穩，判其未來，似乎后力不繼，心所謂危，故此，作一分析，以資討論。
一、上策：分進合擊
透過已成型的佔中聲勢，統合出香港新型民主抗爭路線及旗幟，讓各民主黨派及組織有一個”脫議席化“的商議平臺，一改之前同室操戈造成的頹勢，逐步形成求大同存小異、擺脫激烈內耗的新局面。回歸后，中共部份開放議席直選，客觀上就是一劑分化瓦解泛民陣營的毒餌，讓泛民組織陷入議席利益爭奪，鬩牆而難禦侮，部份人幾至忘卻民主大業。因此，脫議席化，不把議席作為頭等大事，是民主“政黨”能夠堅守民主抗爭路線的必須選擇。
如何推動佔中運動，聰明的做法係將佔中運動轉化為一面旗幟，在此旗幟下，鼓勵各種形式的爭民主非暴力抗爭，不論規模、時間、地點、方式，只要符合非暴力的簡單原則，就可視作運動的一部份，這叫“分進”，既可誘發震撼性時機，又可持續給中共及港共政府施加壓力，並且為明年一次大規模的“合擊”做好熱身。
作為一場宏大的全民運動，必須做好合理分工，充分調動各方力量。在此策略下，佔中發起人只負責綱領文件的草擬，以及面向社會大眾，做運動理念的宣揚推廣，還有扮演協調人的角色。而將運動的組織及訓練交由參與的團體各自來完成，組織形式可以採用聯席會議方式，主要是一個互通行動信息的平臺，避免實務上的爭執，各團體之間是一個純粹”義“的商討，重要決策交由“民間議會”議決，”民間議會“則由參與佔中運動的所有個體組成。
分進，不必受到不同意見的約束羈絆，效率高，應變快，一旦創造有利戰機，各盟友共同合擊，此為之上策。
二、中策：各自為營
中策者，各自為營也，淺白的說，就是各有各做。原有社會團體的抗爭行動仍舊各自為政，佔中行動作為一個新興團隊，以摩西過紅海為範，直接去面對民眾，感召民眾，帶領民眾。各種宣傳及組織工作由發起人及其團隊獨立完成，而抗爭方式基本聚焦在明年七一的一次行動。到時，或者單獨引爆”核彈“，也可以與各個社會團體商討配合行動的可能性。
需要指出的是，這樣的運作模式很難達至全民性，也基本算不上一場社會運動，只是有計劃的一次性公民抗命行動，相信中共更有信心可以加以打壓及控制。而整個運動本身後續力不足，一旦明年年中沒法爭取達成目標，運動便會偃旗息鼓，集合過的人脈也會一哄而散。
在這種策略之下，格局是較為小，但好處是發起人較易控制局面，并可將相當精力放在商討文化的啓蒙及培育工作上，不過，發起人高度重視的商討文化的引入筆者認為需有積極意義，但始終是集結人氣的手段而已，並非目前應對香港政治懸崖的”急所“。倘若假普選方案夢混過關，那麼，什麽好的文化都會被書記式特首摧殘為中共式偽劣文化。
三、下策：同路爭鋒
最後一種可能是佔中發起人被賦予過高的期望，被港人寄託著全部的民主夢想，成為夢想實現的主要代理人，但因缺少強有力的組織，缺乏理念的高效傳播網絡，形成虎頭蛇尾之局。過程當中因其領導地位不能確立，抗爭路線及方式受到質疑，但盛名之下，的確又壓制了其它民主團體的抗爭活動聲勢，這樣，就會產生矛盾，就會有互相攻擊，甚至互相拆牆。
若出現這種狀況，實在係下下之策，但以現況觀之，並非沒有可能。
2010年終極普選聯與中聯辦談判政改方案，最後達成所謂“增加民主成份”的超級區議會方案，據說，其理論依據是路徑依賴。那麼什麽是路徑依賴呢？
有人將5只猴子放在一只籠子裏，籠子中吊上一串香蕉，只要有猴子拿香蕉，就用高壓水教訓所有的猴子，直到沒有一只猴子再敢動手。 然後放入一只新猴子，新來的猴子不知這裏的“規矩”，竟伸手去拿香蕉，結果觸怒了原來籠子裏的4只猴子，於是它們代替人執行懲罰任務，把新來的猴子暴打一頓，直到它服從這裏的“規矩”為止。試驗人員如此不斷地將最初經歷過高壓水懲戒的猴子換出來，最後籠子裏的猴子全是新的，但沒有一只猴子再敢去碰香蕉。起初，猴子怕受到“株連”，不允許其他猴子去碰香蕉，這是合理的。但後來人和高壓水都不再介入，而新來的猴子卻固守著“不許拿香蕉”的制度不變，這就是路徑依賴的自我強化效應。
可惜，三年過去，現在可以清晰看到，民主黨主導的所謂路徑依賴方案毫不奏效，其理論運用被證明是一出形而上學的鬧劇。反而，路徑依賴理論在民主黨自己身上是十足的奏效了，如筆者三年前預期一般，民主黨一旦鬥爭意志消退，加上私心作祟，在重大政治議題上立場跑偏，失去民眾信任，那麼，物理慣性之下，就會在退縮的路上越走越遠，不可能再回頭。
其實，不但民主黨被困於路徑依賴，整個香港社會何嘗不是一個猴子國？和平、理性、非暴力，這些民主社會美好的政治倫理，通通被運用到這個威權統治的國度，高壓水槍的威嚇之下，猴子們下意識的自我設限，一邊忍受著極權者施加的折磨，一邊主動的放下反抗的武器，任人宰割。
共產暴政是沒有道德底線的政權，哈威爾在監獄中說：連狗的名字都不會告訴他們。結果，他用大無畏的革命精神領導捷克人民成功推翻了共黨暴政。相對，劉曉波在監獄中說：我沒有敵人。結果，不被他視作“敵人”的敵人，沒有因此回報絲毫的憐憫，不但加害劉本人，更是變本加厲的加害其妻子，以及其他親人。看來，這個飽讀西學的書呆子，犯了最嚴重的錯誤，沒有看清中國民主敵人的本質。
無論本土自治也好，武力反抗也好，只要符合人權公義，有什麽不能討論的理由？難道一旦討論，真的香港人就會大禍臨頭？在與極權對壘的戰鬥前，香港人首先需要解放自己的思想，找出切合實際的道路，民主才有希望。
七一集會，佔中三子傾吐心聲，盡顯赤子心，催人淚下。但縱觀佔中商討DAY ONE後，佔中運動的動向，難免有中段危機之感。
爭取普選，就是將權力從獨裁者手中奪取過來，歸還人民。如果獨裁者不依從，通常它都不會依從，那麼，這就是一場革命，對香港而言，起碼是一場低烈度革命，認識不到這點，任何抗爭運動都會失去方向，一切努力都會落空。
真普選與假普選是黑與白的關係，絕無灰色地帶，對於中共來說，他要的就是假普選外衣下對政權的牢牢掌控，香港人爭取真正的普選，那麼，與中共之間只能是尖銳的對抗，不可能迴避，也不可能逃避。
佔領中環運動年初橫空出世，四、五個月內得到廣泛宣傳，可說是成功的設定了議題。但一轉入裝備階段，組織策略的理論空洞化馬上暴露出來。
首先，是依靠誰的問題，依靠中產階級嗎？觀察中外政治運動歷史，加以聯繫香港的實際情況，中產階級都是不可靠的。中產階級有學識，有能力，他們當中的政治覺醒者往往成為抵抗運動的領導者，但整個階級，絕不會成為抗爭運動的主力。面對巨大犧牲的挑戰，退卻得最快的便是有退路的人。
俗話說：仗義每多屠狗辈。并非是因為“屠狗辈”的道德情操比中產階級天然高尚，而是因為他們受到的壓迫最大，退路最小，因此，反抗的精神最堅定，反抗的鬥志最高昂。
佔中三子似乎想用道德感召來喚醒香港人，這在宣傳上總有正面作用，但用於引導民眾投入行動，則力量不足。甘地引導印度人投入反殖鬥爭，馬丁路得甘引導黑人參與維權運動，他們之所以在民眾當中能夠建立起崇高威望，有眾多誓死追隨者，這與族群效應是分不開的，在香港，則沒有這樣的議題設定條件。再說，時間也不夠，若想僅僅1年多的時間里，就能感召成千上萬的人義無反顧的投入運動，那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倘若真要湊出人數，那也是豆腐兵，一衝即散。中共絕不會懼怕這樣的核彈。
因此，佔領中環要成事，還是需要依靠長期參與鬥爭實踐的力量，那些抗爭老兵們。整合原有人馬，比從新招兵買馬要靠譜得多。
作為香港爭取普選的運動，佔領中環絕不可能畢其功於一役，倘若真的視為最後搏一鋪，搏完就收檔，那麼，其作用就不足以承擔統領香港民主運動的地位和責任，應該任由其它同路人各自發揮，互相呼應，而不應劃定框框，以領導者自居。
抗爭運動歷來都有自然發展的特性，有高度的不可預測性，更加不可能精密的設計，為爭取普選設定一個總攻時間本身就是荒謬的。搞民主運動既要喚醒民眾，也不能寄望於民眾的普遍覺醒，因為這是不可能的，民眾的大多數往往對政治不夠關心，甚至不少屬於魯迅筆下那種麻木不仁的圍觀者。民主運動的發展本身就是一場領導者、戰鬥者、與普通民眾的動態互動。
民主運動的軌跡，總是由個別事件引發全局事件，由局部震盪導致全面爆發，因此，不需要給自己及同路人設置太多的框框條條，大膽發動民眾，相信民眾的創造性，才能使鬥爭層層深入，取得最終的勝利。
毛澤東曾經論述過如何讓貓吃辣椒，香港人爭取民主也需解答這道題，你跟共產黨談判普選問題就等於要求一隻貓去吃辣椒，對方是不可能就範的，只有將辣椒塗在它的屁股上，他才不得不去添。香港的民主並非無望，但要運用好博弈的理論。
中國的經濟巨人形象是怎樣建立起來的？相信要歸功於幾個主要原因：中國政府每年公佈的華麗經濟數據、似有還無的商業機會、政府的巨額採購訂單、中國遊客的闊綽。但是，魔鬼恰恰就隱藏在裏面。
中國的經濟數據反映了經濟增長對投資的過度依賴，產能過剩的前提下，經濟成長的獲得長期由投資拉動，有量無質，這絕不是好現象，相反，無節制的投資是經濟運行的畸形化，緊隨其後的必然是信貸壞賬以及銀行系統的崩潰。
投資者迷信中國的大市場，外來資本確實曾在這塊土地上收成頗豐，因此，慣性與幻想推動著國外資金向中國流動，但是，在中國投資的黃金機會，已經一去不複返，產能的嚴重過剩已經讓中國的實體經濟疲憊不堪，當下的中國市場，官商勾結的體制下，玩的是最徹底的贏家通吃的遊戲，一家企業的成功，陪伴著無數企業的失敗。
中國政府的巨額採購訂單，往往作為送給某些國家的禮物，送禮總是受歡迎的，但是，炫富式的採購合同必然以損害資金運用合理性作為代價。而且，政府能夠運用如此龐大的資金，是民間資產受到盤剝的證據，從來沒有那個國富民窮的國家，經濟是可以持續發展的。
中國遊客的闊綽，一來反映中國富裕階層的暴發戶心態，二來反映國內投機活動非常活躍，容易賺到的錢花掉不心疼，投機活動猖獗，對經濟體的健康是有極大損害的。
中國的經濟總量位居世界第二，無疑是個大塊頭，但是，扭曲的經濟結構、過度的信用膨脹、大量的資產泡沫，早就讓這個大塊頭被抽空了內在，只能靠騙取別人資金和透支未來度日。
如果你有機會去中國的貧困縣市走走，看看比白宮還要華麗的政府大樓，看看官員使用的豪華公車，再對比當地凋零的經濟產業，參觀下民眾的慘澹生活，立即就會明白，中國這個經濟巨人是多麼的虛弱。
如果一個人努力的裝扮成不缺錢，那麼他就一定非常缺錢。一個被蛀蟲蛀空的中國，還在竭力維持面子的風光，因為它知道，一旦被市場看透和拋棄，馬上就會轟然倒下。
最近十年，中國經濟從未調整，一直以高速運行，累積的泡沫史無前例。每當生產要素過剩，市場有回調要求之時，中國政府就會運用各種非市場手段，改變經濟的運行軌跡，這種半計劃半市場的經濟運行模式，曾經讓中國政府沾沾自喜，讓全球各國羡慕有加，讓經濟學者困惑不已。難道社會主義計劃體系加入市場元素之後，真的變成促進經濟發展的優異模式？
缺乏透明的制度，加上經過掩飾的信息披露，使得外界難以讀懂中國經濟這本書。人們很難從外表風光的經濟數據來真正把握中國經濟的脈搏，但是，運用經濟學的基本原理，還是可以找出許多的疑點。
眾所周知，任何經濟體的成長，都要求生產要素的成長，並且與市場需求相適應，唯有做到這點，才可以保持持續的增長。中國有龐大并且非常勤勞的工人，80年代開放國門之後，資本及技術大量湧入中國，勞動力與資本的結合，使得中國的生產力急速成長，而需求旺盛的國外市場以及中國國內市場為不斷擴大的生產提供承托，因此，整個80年代與90年代，中國的確取得經濟上的巨大成功。
進入千禧年，全球市場包括中國市場出現了飽和，中國製造業開始面對產能過剩的危機。要獲得新的經濟增長，就必須有新興產業的誕生，這時候，通信產業以及互聯網的發展使得中國獲得新的增長動力，但畢竟不能與過去20年全方位工業復興的繁盛相比較，這兩大產業只滿足了中國經濟增長的部份要求，而且很快市場就趨於飽和。
中國是缺乏核心競爭力的國家，尤其是科技創造力，在國際上模仿者的地位一直沒有太大改變，即使與新興發達經濟體相比，也遠遠不及，日本有精密機械，韓國有電子技術，台灣有晶體芯片，中國有什麽？沒有科技創造力，也就無法培育出強大的新興產業。
20多年的工業化進程，為中國帶來數量可觀的資本積累，如果善加運用，是可以通過購買技術以及培育人才，從而提升經濟增長的基礎要素的。可惜，人們目睹的現狀並非如此，中國人民創造的財富被貪婪的政府官員大量的吞噬，最終被用於揮霍享樂，很大部份流出海外，而不能轉變為經濟成長的自生血液。
中國的民間资产被日益沉重的稅負所掠奪，政府用财政资金建築豪華的辦公樓以及應用於效益低下的投資活動，其中，又有巨額的財富被官員個人侵吞。
2000年代中期，中國的土地經濟以近乎瘋狂的速度生長，中國經濟開始享用泡沫經濟的最後晚餐。透過出售增值百倍、千倍的土地，中國政府財政收入獲得前所未有的高速增長，銀行貸款規模極速擴張，炒樓風刺激民間資本轉營，并吸引熱錢不斷流入，經濟空前繁盛，但是，社會資產大規模地走向泡沫化，實體經濟的動能備受削弱。
與人類歷史所有的資本主義經濟體不同，中國經濟的泡沫化呈現可怕的全方位化。股市泡沫化，信貸泡沫化，樓市泡沫化，甚至許多實體產業都是泡沫化。實體經濟粗放型的急速擴張，令到產能過剩的危機一觸即發。以近幾年發展迅速的網絡銷售為例，大大的侵佔了實體銷售的市場份額，加劇了賣場過剩，社會銷售總成本已經遠遠超出銷售收益總額，由於新資本的不斷投入，這個問題暫時被掩蓋，但是，這是一個計時炸彈，一旦資金面氣氛逆轉，積累的問題全部會浮出水面。另外，中國實體經濟中，企業之間債務拖欠問題非常嚴重，大企業往往拖欠許多小企業的貨款，一旦資金鏈斷裂，立即產生聯動效應，使得任何一個環節的危機爆發都會帶來幾倍、甚至幾十倍的破壞力。
最近幾年，中國經濟增長實際上是靠毫無節制的信用擴張，以及逐利而來的國際熱錢所支撐，諷刺的是，熱錢當中相當比例是國內的非法資金經海外洗白后重新迴流。熱錢的數量非常龐大，但是，無人可以準確的計算它的數量，因為進入中國的方式是隱蔽的，資金外逃將會帶來可怕的夢魘。
與中國日益嚴重的社會問題一樣，中國經濟已是千瘡百孔，鴉片的效力一過，任何一個局部的危機爆發都會震動整個體系。因此，中國的經濟危機，是整體的危機，一旦爆發，猶如瀑布傾瀉，其猛烈程度，在人類經濟史上，前所未見。
看外國人分析中國經濟的文章，靠譜的不多，尤其是有名氣的機構經理人，基本是些學院派那種非常安全而不著邊際的話，因為他們實在不瞭解中國的經濟結構，不瞭解中國的GDP是怎麼來的。當然，每次世界上發生經濟危機，表現最遲鈍的都是這些機構與人。
中國的實體經濟過剩到什麽樣子，外界是無法想像的。舉個例子，一條街上開了間小超市，生意不錯，很快另一家也開起來了，這就出現了競爭，那中國商人是怎麼辦的呢？老的那家很快在街道的另一頭再開一家，目的要把競爭者搞死。於是，後來的一家也變招了，將超市擴大3倍，還是要把對手頂死為止，雙方都賺不到錢了，就打供應商的主意，拖欠貨款成了行內潛規則，最後把風險往上游轉移。這樣折騰下來，錢沒賺到，卻幫了GDP大漲。
近幾年，中國實體經濟是一片的哀鴻，缺乏創造性，只有跟風上項目，很多影響全國的大型項目，例如光伏產業，結果都是虧得一塌糊塗的，因為政府的干預，中國經濟是不按市場規律運行的。
中國的房地產是怎麼開發的？地產商看好一塊地，於是找領導，做好分贓的遊戲規則，領導就幫忙把地拿到了，地款可以分期支付。跑完領導就跑銀行吧，土地、還有建起的房子都可以抵押拿到貸款，而且估價還是很有誇大的，這樣，投入很少的自有資金就可以把生意擴張得很大。其實，這樣的投資方式并不安全，成效并不樂觀，實德係因徐明出事引發清盤，翻出來就是爛帳。
國家出臺調控房價政策的時候，大家開始不好過，但絕不能把房子低價賣了，因為這樣的話，地產商要虧大錢，銀行會有壞賬、政府官員收受利益會被揭發。所以，萬不得已，這房價是降不下來的，但是，房價長期高企，交投就會淡靜，開發商的資金壓力越來愈大。現在中國的土地經濟就是這樣，還有許多政府大白象工程，創造了可觀的GDP，但是效益很差，很多根本還不起貸款。這次銀行缺錢暴露出來，那是很嚴重的事件，說明這套經濟體系快玩不轉了。
中國的經濟，遵循如煙花一般的規律，其勃也興，其亡也速。
上週五，上海銀行隔夜拆息上升到史無前例的30%，這絕不是偶發事件，是一種趨勢性事件，遲早要來的，整個中國差錢了！
GDP增長保持強勁，大搞奧運、世博，興建高鐵，投資海外，房地產葉異常蓬勃，這些，讓全世界建立一個印象：風景這邊獨好，中國不差錢。
我們很難從中國公佈的一系列經濟數據中準確地分析出它的經濟狀況，因為這些數據往往加上了人為的修飾，以省份統計匯總的GDP總額往往比國家統計數字高出許多。
中國對銀行業的監管表面上很嚴格，有許多的條條框框，但實際上又默許其走條文縫隙甚至弄虛作假的做法，因為當中牽涉許多的內部利益。中國還有許多脫離政府監管的金融平臺，例如地方債務平臺，還有民間的借貸活動。
中國自80年代開始，引入國外投資，與中國非常富裕的土地和勞動力資源結合，承接了第三次全球性產業轉移浪潮，大力發展製造業。因此，直到2000年，整個國民經濟是急劇擴張的。90年代是民間資本積累最快的年代。
到2000年之後，產能開始過剩，中國的服務行業得到長足發展，經濟仍保留高增長勢頭，這個時期起，政府徵取的稅收開始大幅增加，而國有企業在基礎性、壟斷性產業得到政府扶持而成為最大獲利者，最後，民間的財富大量轉移到政府和國企手中。出現所謂國進民退現象。
2005年起，中國的實體經濟自身動力已經非常有限，到處是過剩的產能，和過剩的賣場，民間資本賺錢已經非常艱難。而政府則想到一個好辦法，大力發展土地經濟。土地的增值空間是無限的，可以一夜間狂增100倍、1000倍，這對於完全擁有土地產權的中國政府來說，當然是極好的生財之道。
於是，樓價開始瘋狂的攀升，土地上的名義財富以幾何等級生長。政府直接從賣地受益，成為財政的重要來源，隨後幾年政府非常有錢。開發商與政府官員勾結而獲得商業開發機會，大型地產商成為社會最富裕的一群，官員當然獲得了貪污的好處，他們在海外購置了大量的物業。人民的生活變得艱難，年輕人買房子成了奢侈的夢想，而買了房子的背下銀行的龐大債務，換來一個非常高值的名義財產。炒賣房地產更成了國內外熱情最青睞的項目，因此土地經濟繁盛的神話讓中國一枝獨秀，讓領導人在世界上扮演非常光亮的角色。他們開始有點不可一世。
不過，經濟發展總是需要尊重經濟規律，違反了，就要受到嚴厲的懲罰。泡沫經濟總有爆破的一天，而當這天來臨，春光水暖鴨先知的就是金融業。這次銀行缺錢，央行無從出手，因為他們知道泡沫太大了，銀行業積累的壞賬風險已經岌岌可危，再釋放越多的流動性，也解救不了土地經濟的龐大需求，還有各級政府興建的大白象工程，它們會瞬間將貸款吸走，這個無底洞，填了是等死，不填也是找死，李克强唯一寄望的是，通過分地區、分層級的金融自救，可以慢慢殺住新的投資規模，犧牲掉局部，換取整體經濟向穩定回歸，但這基本上很難做到，中國經濟積累的問題太多，是結構性的危機，一旦出現銀行違約，就會產生骨牌效應，大規模的金融危機無可避免，現在央行只是放出點姿態，到頭來還是要防水的。對於一個暴發戶政府來說，他們懂的只是最簡單的操作。
無論如何，中國下半年的經濟好不了，GDP增長會跌到6%以下，而財政收入有可能首次出現零增長，暴發戶的中國夢似乎要終結了。
中國今年經濟下滑勢頭明顯，天量信貸規模危在旦夕。社會投資信心下降，資金外逃嚴重，造成市場資金緊缺。但是，政策注水已用到爛時，怎麼辦呢？李克强最近三次提到“盤活貨幣存量”，實質上，就是政府積極財政政策也好，金融調節杠杆也好，都已經失效或不敢再用，於是，唯有責令銀行自己想辦法。但是，這是註定要不了了之的，
李克强說，今年前5月人民幣新增信貸4.21萬億元，同比多增2792億元，截至5月末人民幣存款餘額為99.31萬億元，貨幣存量逼近百億元大關。大量的資金投放沒有換來經濟的健康發展，資金周轉效率低下，所謂的“資金空轉”問題凸顯。
“資金空轉”這詞也是一個新發明。銀行的資金是生財的工具，那會讓它空轉？爲什麽資金投放量這麼大，市場仍然感到緊缺？皆因銀行背後的貓膩太多，潮水式放貸機制下，每次放貸號令一來，不管多少資金，早就到了地方融資平臺、房地產商、或者有官員撐腰的項目上來，銀行的帳面早已是卯吃寅糧，而那些放出去的資金，多半用在填補虧空、或者投資回報低下的項目，永遠都沒有清貸的一天的。
這樣，央行注入多少的資金都不會應用到刺激實體經濟上來，何況實體經濟產能過剩，也是虧得一塌糊塗，中小企業又沒有後臺，那個銀行會貸款給他們。現在的情況是，頑疾已經固化，中央沒有辦法，地方也沒有辦法，唯有大家都來揣著明白裝糊塗，有閒工夫就推推皮球，做做樣子，混得下去才是硬道理。
再不然來個“城鎮化”的宏偉藍圖，你上任4萬億搞下爛攤子，我就來過6.5萬億飲鴆止渴，反正一天撐住這局面，也就一天算是過去了。
空談誤國，實幹興邦，這話說出來輕巧，要真正做到，恐怕首先就不要一門心思去發明新詞，大搞語言偽術了。
中國的經濟“奇跡”讓世人驚訝，但最近“奇跡”背後隱匿的巨大黑洞越來越暴露出來，讓更多的投資人醒覺，并提高了戒備。那麼。中國經濟所謂的高歌猛進，是如何達至的呢？由於中國官方壟斷了經濟層面的宏觀數據，并將之視為國家機密，民間或國外掌握的信息有限，一直只能憑著有限的資料與直覺做各種各樣的猜測，對於中國經濟的走向得出非常不一致的結果。
人們一直百思不得其解，爲什麽中國的經濟可以維持30年連續高速增長，這既和世界各國的發展經驗有異，也和市場經濟發展週期性的規律不符。於是，有了各種各樣的解釋，其中，中國官方喉舌的說辭最吊詭，他們將此歸結為飽受詬病的中國特色政治制度的功勞。
的確，如果以為中國經濟已經是自由的市場經濟，那是大錯特錯。從中國經濟總量的結構來看，受政府影響的部份比不受影響的部份還要多。
中國產能過剩的問題2005年已相當明顯，爲了保持經濟的高速增長，從此中國轉入大力發展土地經濟。土地經濟是採挖不絕的“寶庫”，通過土地及附著物價格的提升，可以迅速的提升GDP、增加政府財政收入、增加社會名義資產總量，當然，也為官員的巧取豪奪、貪污腐敗提供了最好的用武場所。8年多來，實體經濟的自身增長因為產能達至過剩而前行乏力，而中國取得的經濟“成功”則全賴土地經濟的迅速崛起。
現在，每10個擁有資產的中國公民中，8個擁有房地產這個名義資產，而當中6個都有不同程度的還貸負擔。就是這樣，經過持續多年土地經濟的發酵，中國政府通過高價出售土地，掠奪民間的貨幣資產，政府變得相當的富有，而人民的大部份財富固化在地產這個名義資產上。
由土地經濟推動起來的經濟活躍，又掩蓋了許多社會財富的流失問題，例如國有資產的流失，人民養老金儲備的流失，也掩蓋了許多政府項目冒進開發而導致的損失。這些累積的財富流失問題全都在土地名義價值的遮掩下暫時沒有發作出來。
土地泡沫經濟，任由其發展下去是個死癥，這一點，中國政府是清楚的，價格不能升上去，但又不能降下來，一旦房價明顯下跌，許多埋伏的問題都會瞬間爆發出來，因此，中國歷來所謂壓抑房價的政策，目標都是壓制房價過快上升，而不是要讓房價回歸到合理水平，因為，房價快速回落的後果，中國已經無法承受。
但是，房地產價格已經遠遠偏離民眾的購買能力，尤其是年輕人的收入，與房地產價格完全不成比例，這樣，整個房地產業根本無法可持續發展。房價升是難題，房價跌是難題，房價不升不跌是更大的難題。
一再錯過調整的機會后，今年上半年，土地經濟凝固大量資金的問題終於爆發出來，中國經濟出現急速的下滑，政府財政收入銳減，市場資金緊拙。世界上沒有免費的晚餐，缺乏廉潔能政治的基礎，缺乏創造力的經濟模式，總有走到頭的一天，所謂中國奇跡只是專權者不顧經濟發展規律，人為製造的“神跡”。向未來借支得越多，要歸還的就越大。
這次，破產的危機燒到讓人民先破產的政府自己頭上，揭示出中國經濟不但遠離高速發展的軌道，而且是百病纏身，病入膏肓。聰明的投資者，應該慎重的考慮你的進退了。
5月份中國宏觀經濟數據出爐，各個數據乏善可陳，普遍比外界預期為低。除消費略有回升外，其餘投資、出口、工業生產增速紛紛回落，內需不足，經濟增長下滑趨勢明顯。
除外間各種近似的分析和表示憂慮外，我想將時間往前拉長一些，從幾個有標誌性的數據來進行分析，揭示中國經濟的未來走向。
首先是PPI。5月的PPI同比下降2.9%，環比下降0.6%，PPI同比負增長已持續一年，PPI是工業生產的先行性指數，這反映國內需求嚴重不足，產能絕對過剩，長期累積下，許多的工業企業已經倒閉或面對生死存亡的考驗，亦顯示出中國實體經濟的危機早已發生且正不斷惡化。
其次是進出口貿易。中國海關總署公佈的5月出口增速大幅度下降到只有1%，由今年頭4個月的10%至20%之間波動突然跌至近乎0增速，不可不謂神奇的一跳。半官方媒體解釋為打擊欺詐性外匯套利所導致，但人們會提出疑問，前4個月的數據是否大量摻水呢？其實之前曾有經濟學家發表報告指出，經過數據對比整理后，中國今年頭四個月的出口增速只有約5%，與官方公佈的17.4%相去甚遠。5月份官方提供的數據其實就印證了前4個月的數據造假是真確的了。這樣，中國的出口貿易可判定已走到高速增長的盡頭，甚至出現了關鍵的轉折。
再要看的是財政收入。5月財政收入僅僅錄得6.6%的增長，不但連續4個月增速下滑，而且與2011年的30%增長規模和2012年的10%以上的增長規模比較，下滑的速度是驚人的。與此同時，看到財政收支逆差在迅速擴大，聯想到中國財政部近兩年來首度發債失敗的消息，可見中國的政府債務以及金融穩定令人擔憂。
再看看發電量的增長。因為中國的官方經濟數據造假嚴重，往往與事實有較大偏差，所以分析發電量的數據反倒比較能夠反映經濟運行的實況。中國5月發電量同比增長4.1%，增速比上月的6.2%回落，今年頭4個月增長為3.8%。這些數據揭示中國上半年實體經濟活動的增長非常緩慢。
接著看一看房地產市場。在中國實體經濟出現嚴重問題的同時，雖則經過政府多次虛情假意的所謂調控，國內房地產投資1-5月仍然錄得20%以上的增幅，房價依然高企。可見，中國經濟的結構性矛盾仍然在不斷擴大，房地產泡沫依然急速挺進，金融系統的潛在危機越來越大。如果說當今世界上的經濟危機往往在實體經濟的爆發比較溫和，那麼在金融領域的爆發則如海嘯般的猛烈。
近兩年中國的經濟數據，往往給人懸崖跌落的感覺，除了經濟運行的實況反映外，還有許多政府的數據造假因素，實在隱瞞不了的時候，數據就會瞬間變臉。一切跡象表明，中國的經濟掉頭已經不可逆轉，泡沫爆破的金融危機以及政府債務危機已經為期不遠。貪婪政府只要GDP，不管經濟效益，人為製造出來的繁榮假象，在不久的將來就會被撕破。
良心固然寶貴，堅守良心是人的基本價值認知。那麼，良心到底有沒有價呢？老師教導過我們，良心無價。確實，良心的價值是沒法用貨幣去兌現的。但是，良心的確又可以出賣，並且換來金錢、地位、甚至榮耀，這是一切宣教者最最困擾的命題。
當下，香港正值多事之秋，正邪博弈之際，又到了做良心買賣的關口。上至尊貴的特首，下至蟻民組織，還有許多的政商學人、甚至有“王后一樣貞操”的法官，都紛紛下海，操持起出售良心的買賣。
生意之所以繁盛，是需要有人出價的，沒有了買家，又何來賣家？君不見，中國之維穩費每年高達7000多億，分百分之一來購買良心，也就相當的可觀了。正是有了這堆引誘物體，使得蠅營狗苟之徒趨之若鶩。
但良心是無法徹底出賣乾淨的，它像身體裏面的器官一樣，徹底的割除了，人也活不下去了。但倘若將良心賣掉了一部份，剩下的一部份也會不好過，橫財暴斂的欣喜過後，它會感到痛的，這就是所謂良心的責備，可以讓人纏繞一生，死不安樂的。準備出賣良心的香港人，值得好好想想了。
第一次商討日結束後，媒體與民間，大體都是給了好評，這是戴耀庭教授及其團隊的努力，得到了認可。但這種認可，是因為只講佔中理念，不講具體方案及行動的無前設情況下獲得的，佔領中環運動往下走，具體方案及行動方式逐步清晰化，就不可避免地會觸及民主黨派之間，不同個體之間的觀點及路線分歧問題，最糟糕的，甚至還會涉及利益分歧問題。
美好的理念容易打動人，但理念一旦落地，一大堆現實問題就會困擾人。目前來看，佔中運動成功地設定了議題，但是，議題越大，執行起來就越艱難。做好這個議題，首先要面對資源問題，人、財、物三方面都是極大的挑戰。人們總是對政治純潔性有很高的要求，但政治活動走向操作層面，就無法不向現實折讓。
佔中運動目前被叫好，是因為它還沒有成型，對所有的人來說，仍可以按自己的模型來幻想。但佔中運動一天不將其綱領具體化，就一天賣不了座，就一天得不到任何組織和個人在人、財、物三方面的實質支援，偌大的工程，也就無法稍向前推進了。但是，一旦綱領具體化了，必然有贊同的，也必然有反對的，由粘合民主力量的初衷演變成更激烈的分裂與對立。
那麼，佔領中環運動會如何發展下去呢？這首先取決於運動自身的定位。它是要扮演 一個集合民主力量的共主角色呢？還是扮演一個聯絡各方，提供交流的平臺角色？如果是前者，那麼，在政改方案上的立場就要清晰，也要將佔中運動與普選聯的關係定位清楚，同時要有心理準備會有大量的反對聲音，佔中運動首先會經歷民主陣營內部的鬥爭而走向壯大或衰弱。如果是後者，那麼，佔中運動就不能企圖扮演主導者的角色，而是將佔中的任務交給社會組織，由他們自行組織，佔中運動本身只起協調與聯絡作用，而普選方案，則交由商討日民主議決來決定，不過，到最後，也可能變成各自為政，香港的民主力量仍復一盤散沙狀態。
無論如何，佔中諸君在七一前都應有個決斷，并清晰的向外界表達出來，否則，錯過了這個最具號召力的關鍵時點，未來要吹響號角就會相當困難，時間過得很快的，打鐵要趁熱，絕不能慢慢來。
高壓統治將國家變成一所監獄，維穩力量與人民之間變成獄卒與囚徒的關係，矛盾不斷積累，仇恨不斷加深，地下之火越燒越旺。這樣的統治需要消耗龐大的資源，國家維穩費用年年增加，已經成為天文數字。當經濟轉差，財政減收的時候，對人民的監視就力有不遞，人民就會聯絡起來造反。統治者內部權力鬥爭也會導致局部出現鬆懈狀況，也會誘發群眾的反抗運動。
不要以為中國人怕死，不敢反抗，縱觀歷史，世界上最激烈的反抗運動都在中國發生，中國人有逐群的天性，一旦出現流血民變事件，整個態勢的蔓延非常迅速，當人群越集越多的時候，恐懼之心也會徹底消失，中國人對生命的愛惜歷來都不是最重要的考慮，社會秩序一破壞，到處都是爛命一條的死士。因此，中國歷來變革最終都走向烈性革命，這是一個悲哀，卻是高壓統治的必然。
中國如有大規模民變，將不會重演六四事件。六四當年，人民對中共還是抱有期望的，沒有人打算把它推翻，當改革訴求得不到正面回應的時候，人民已經沒有後著，對峙持續下被鎮壓是為必然。當年各地的聲援也只是上街遊行，而且看不到打倒共產黨的旗幟和口號。今天，如果某個大城市有同樣的事件發生，傳導到各地的反應必然是民眾大規模的衝擊政府機關，打擊統治者的核心，如此情勢下，軍隊是不足夠力量鎮壓的，他們也是不願意介入的。這是阿拉伯之春許多國家發生的真實情況，短短幾十天，不敢想像的東西變為現實。也許，卡達飛到死的一刻都沒有想明白，幾個月前還是風平浪靜，爲什麽幾個月後天翻地覆，自己要橫死街頭。
佔領中環運動與真普選聯盟的關係撲朔迷離，外圍頗多猜疑，如不厘定清楚，必會打擊支持者信心，對佔中運動的展開帶來極大影響。
首先，在普選方案上，佔中運動給出的信息似乎是要通過商討日公決出一個獨立的方案，那麼，普選聯又有自己的方案，這個方案即便如戴教授所說也拿到到商討日付諸公決（此做法目前未得到普選聯方面的確認），那麼，如果出來的結果是普選聯的方案被否決，普選聯將會怎麼辦？是否依循佔中行動最後經由全民公投的結果作為其談判的最終方案。經過公投的方案拿去談判也意味著是不能做任何擅自改動的，如要改動還要經由新的公投來獲得授權 ，否則，就違反了公投的授權原則。
其次，誰作為代表進行談判？如果佔中運動和普選聯各自提出不同的方案，又都堅持自己要去談判，那麼，就形成了實質的分裂，所謂以佔領中環凝聚泛民力量的努力就會宣告失敗，相應，佔中運動也就煙消雲散。
對這兩個基本問題，我談談自己的看法。
首先，普選聯是不適宜提普選方案的，爲什麽呢？因為普選聯是一個政黨聯盟，主要由泛民主派的立法會議員來組成。從法理上來說，立法會是一個代議機構，議員則是代議士。從代議的角度來說，不同政黨的議員代表自己的選民來提出他們的選民認可的普選方案，如要在普選聯內協調出單一方案，則意味著黨派要從自己最初的立場退卻，這是非常難以辦到的，在不對自身選民作徵詢的情況下，黨派議員做出立場修改，是有違代議精神的。而且，尚存疑問的是，在關乎政治制度的重大問題上，代議士本身是否有資格去代理選民做出選擇？
政治制度的變革，屬於憲制議題，符合法理的做法，是應該交由全民通過民主方法來進行公決，如果自身做法有違這個大原則，是配不上稱為民主派的。
那麼，如何實踐這個民主原則呢？佔領中環運動恰恰提供了一個契機。這個機制一句話可以描述：公聽提案，公投議決。佔中運動的商討日過程，恰好就是一個範圍廣泛的公聽活動，由此議決出來的方案非常符合民主議決原則，然後交由全港公投，則出來的方案便是香港全民普選方案。如果這個方案中共或特區政府都不願意接受，那還有那個方案更具權威性呢？難道由行政長官或特區政府提出的方案就有權威性嗎？由一個現行政治制度受益者來制訂未來特首產生辦法，本身就有悖常理，也不符合法理精神。
拿著這個有最廣泛共識和支持的方案，再交由普選聯去談判，那麼當可無後顧之憂。但是，談判中是不會輕易做任何讓步的，如果對方接受方案的基本原則，希望做出小範圍的修改，則方案可以交回佔中運動的商討機制通過議決和公投取得授權。
是否符合普及平等的原則，只有與否的分野，絕不會有所謂灰色地帶，如果硬說有的話，那是拿原則去做交易的藉口，和侮辱自己的智慧。一個特首選舉方案，在基本法附件中也就寥寥數條，不足500字。現在有爭議的集中在提名機制上，機制的設計可以有很多種，但這個提名機制是否符合普及平等原則，是很容易判斷的。
因此，普選聯應該放棄現時由小圈子提案的做法，改為融合到佔中運動裏面去發揮作用，我們可以稱這一機制為公民議會，公民議會的機制可以長期存在，對以後整個民主派政黨的運作模式調整，將重心放回到民間抗爭，同時，讓整個民主派回復團結，也是有非常積極的意義的。這裡必須強調一點，民主派如果不團結，在未來的惡劣環境底下，那是必死無疑的，看到這一點，只要是真心關心香港民主發展，都應心存此念，哪怕現有的隔閡無法消解，也應該自覺的為民主陣營的彌合做出自己的努力，也只有在融合的大流中才可以有效找出及剔除掉那些民主投機分子。
佔領中環運動雖然初衷是由一次佔中活動而來，但時至今日，已看出它凝聚香港民主力量的前景，因此，不應該拘泥於原來所想，而應該有所發展，把它更加的組織化和系統化，成為未來香港民主抗爭的一支大旗，才可以發揮最大作用，也才能經得起考驗，也分擔了核心組織者的壓力與風險。香港民主進程絕不會簡單，道路還很漫長。眾人事眾人理，民主變革很應該最大範圍地由香港熱愛民主的市民一起來參與，大家一齊發光發熱的。
中國經濟危機的爆發為期不遠。中國十多年來貨幣超發嚴重，長期處於投資過度而效益低下的狀況，通過大力發展虛擬經濟來稀釋低效益造成的損失，但這又令到信心危機的出現觸發經濟崩盤的風險加大。多年來的盲目投資以及地方政府債務令到累積的金融風險越滾越大。土地經濟已經成為地方財政的支柱性收入來源，房價虛高維繫泡沫經濟，成為越來越嚴重的經濟危機風險源。加上出口增長乏力，國內消費增長緩慢，這些都意味著經濟危機的爆發隨時都有可能發生。
經濟危機的爆發會引發政治危機，有鑑於此，習近平班子一方面打擊貪官，震懾地方官員，謀求加強中央集權，並且降低政府支出，為財政欠收期的到來做準備。另一方面，收緊對社會輿論的控制，加大力度打壓異見者及社會活動分子，都是爲了經濟危機爆發時控制政治局面的需要做準備。
統治者壟斷了大量的國家核心信息。有時，從統治者的行為可以有效的分析內部態勢，預測未來形勢的可能走向。
當年前蘇聯共黨的垮臺也是在經濟惡化的大環境裏發生的，習近平說他不會做第二個戈爾巴喬夫，絕不會放棄共產黨的一黨專政，但是，世界的規律往往是，打壓越大，反彈越大，民怨的積累越大，統治者的高壓手段只會適得其反，一旦有適當的時機，民眾的反抗運動就會洶湧而出，專制舊政權的崩潰是潮流的必然。
昨天，佔領中環運動第一個商討日做的很好，開了個好頭，但是，往後的工作只會越來越多困難，是要好好的想想。
將複雜的問題簡單化，是一切運動成功的關鍵，佔領中環運動，看似千頭萬緒，其實就是要解決兩個關鍵問題，這兩個問題解決好，其它都迎刃而解了。
一個是宣傳。宣傳包含兩個目的，其一，通過宣傳獲得大量同路人和參與者，其二，通過宣傳在香港全社會獲得市民最廣泛的認同。
一個是組織。組織工作是最後能否讓這顆核彈具備威力的關鍵。不但是指人數，成員相互間還要有緊密的聯繫和配合，建立同志式關係，一旦真正佔領中環，不但要落得場，還要踢得硬凈。人數方面其實不用擔心的，即使近期內進行佔領中環，只要佔中號令一出，中環肯定逼爆，但是，參加者大多是去看戴教授如何佔領中環的，警察一來，走了一半，防暴隊一出動，通通無了影，剩下戴教授一人做了苦哈哈的烈士。
宣傳和組織分開兩條線來做比較便於策劃和執行。
宣傳工作主要包括文宣、街頭、網絡、以及商討日的方式向下擴散，是佔中運動秘書處最重要的工作。小型商討日是民主交流，大型商討日是民主議決，可以成立商討委員會，作為常設聯絡機構，但主要權力應保留在商討大會上。
組織工作則將民陣七一遊行做基礎進行轉化，以既有社會組織作為單位，派出代表參與占領中環聯席會議，這樣既便利，最後的團隊也極為有戰鬥力，所謂上陣不離父子兵，最終都是要由平時相熟的人結成方隊才能步調一致，進退自如的。
商討委員會以及佔中聯席會議兩個常設機構事在必行，否則，單靠每隔3個月才有的一次集中式交流，隊伍的凝聚力是建立不起來的。
有些小細節需要改善和加以利用，比如，第一次商討日或以後的商討日結束后，一個漂亮的紀念徽章是要發給與會者的。不要小看佔領中環運動的意義，它是會載入香港史冊的，能夠有幸參加到運動的關鍵環節，是值得驕傲的事情，可以傳頌子孫的。
城中各式媒體對陳雲先生展開急風暴雨的批判，這一刻，似乎不批陳雲便不足以證明自己站在道德一方，連一些早已疏於筆墨的人也趕忙提褲子上陣，湊一湊熱鬧。
可惜，真理不是永遠在多數人手中。陳雲先生提出的城邦論也好，華夏邦聯論也好，原不是什麽難以理解的東西。返回二戰結束時，共產黨也主張過實行分省自治，中華聯邦，以應對分裂分治的國家局面。可惜，國共兩家最終選擇用槍炮對話，不但犧牲掉無數中國人的性命，也令到西藏、新疆、台灣、香港等問題留給了後人。
拋開奉行森林法則的帝國時代不說，以現代文明社會而論，大凡民族聚居自治地域，又或有過長期分裂分治經歷的政治實體之間，解決融合問題唯一方法，就是遵循住民自決原則。否則，用高壓強權所獲得的表面統一，都是不會長久的，前蘇聯也好、前南聯盟也好，最終都以分裂收場，而且帶來劇烈社會動盪或殘酷戰爭。中共執政後，長期宣揚中華大一統思想、甚至將歷代開疆僻壤的帝王與戰將視為英雄，這與當今世界的主流價值格格不入，亦毒化了中國國民的思想，讓中國人的心靈裏埋下了暴戾、仇恨的戰爭種子。坦白說，與中國人為鄰是危險的，更何況一河相隔、并在所謂一國兩制偽承諾下苟且偷生的香港人。
可惜，香港人的目光並非太長遠。這個世界上最大的寄居城市，對於未來，永遠抱著命裡有時終須有，命裡無時莫強求的虛無心態。上月，前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李國能先生提出開始討論2047年，即50不變期后香港前途問題，城中幾乎無人響應，可見，香港是我家，只不過是有酒今朝醉的現實幻化。
港共特首上臺，香港迅速赤化，許多的香港人仍然沉迷於談風說月，吟句賞花。有人說：今日西藏，明日香港。這絕非不可能的事，不過對於一部份香港人來說，與其冒險抗爭，不如坐等移民，反正他鄉亦吾家。
陳雲先生的城邦論主張，無疑是將本土運動提升到本土主義的高度，這也是引起懷疑與反感的原因。大凡主義者，善惡參雜，對之不能沒有清醒認識。但是，聯繫到香港的實況，面對昏昏入睡的主流社會，猛擊一掌不能說沒有必要。反過來，一個主義若要行惡，是需要民眾的粗野愚昧來配合的，這一點，我對受過多年現代文明教育的香港人非常有信心，因此，對本土運動的惡質化并不憂慮。那些擔心本土運動走向種族歧視，法西斯主義的說法，完全是文字推定，杞人憂天。
近幾年，香港先後出現兩個人物爭議最大，一個是黃毓民，一個是陳雲。不管你如何不喜歡他們都好，不得不承認他們對中共本質的認識，以及對香港命運的把握是較大多數人為高明的，現實中也真真正正推動著香港人思考，引導了潮流。歷史將會記錄這兩個人的名字，而不是一群看風使舵，人云亦云的情緒化批評者。
這兩個人或者有其個人缺陷，或者不容易做朋友，其闡述及推廣理論的方式在大多數人面前未必討好，但政治就是政治，理論就是理論，思想就是思想，其正確性不應以對提出者個人的道德判斷為依歸。
在香港人主流已經墮落到用豬的腦袋思考的時候，來了兩隻兇猛的狼，不見得是壞事！
香港有兩個緊迫的議題，一是爭取民主，二是抵抗大陸入侵，這兩個議題既有交叉，也有分離。有些人搞不清這兩個議題之間的關係，又或者只看到香港要爭取民主，而看不到香港還要抵抗入侵，那麼在作出行動的判斷時，就不難得出偏頗的結論了。
首先，香港爭取到民主，可以延緩大陸化的入侵，這是毫無置疑的。但是，即便香港有民主，大陸亦實行民主，中港矛盾也不會自動消失，防止大陸的入侵仍然是個難題，可見，民主議題什麽時候都不應成為單一議題。
其次，抵抗入侵的事業也是促進爭取民主的事業，抵制入侵的過程就是集結港人士氣的過程，抵制中央干預，香港才能擁有真正的民主，否則，就算民主派的人選上特首，在中央干預下，他也不能有所作為，甚至當不下去的。
抵抗入侵，香港人的族群整體必須要夠硬凈，這就要在身份認同上取得粘合力，也就是要建立香港主體意識。要建立香港主體意識，與大陸的區隔化是必然的。
既然要區隔化，那麼就要在考慮參與大陸相關事務時把握好分寸，包括對大陸民主的聲援，其實，這種華而不實的聲援，其作用已經日漸弱化，六四期間習近平仍然安然出訪美國就可見一斑，所謂用燭光嚇倒中共，那是集體意淫罷了。
在現實政治中，如果死死的抱著道德光環與理想政治的包袱，行動上就無所適從，實際上對香港或大陸民主的推動那是難有寸功的。
近日，因支聯會六四晚會的一個主題，令到愛國與愛國主義困擾港人。那麼，愛國是什麽？愛國主義又是什麽？愛國首先是指愛國思想，愛國主義則是愛國思想的系統總結和運用。在大談愛國的時候，你可知道，中國人的“愛國”歷史，僅僅只有100年。
很多人以為愛國思想及愛國主義是由來已久的事物，其實，100年前，中國的詞典中根本沒有這個詞彙，民眾中也沒有這種思想或意思形態。有些古人，被稱為愛國者的，例如岳飛、屈原等，其愛國頭銜都是今人，尤其是中共統治者刻意加諸其頭上的，從而，令到愛國思想神聖化。
愛國思想及愛國主義是貨真價實、如假包換的西方舶來品。愛國主義從其產生的根源來看，是一種政治工具，而不關乎社會道德或個人情操。
中國人認識愛國主義是在新文化運動時期。愛國主義的原型最早是蔡鍔引入中國的，他參考了日本軍國主義，稱之為軍國民主義。後來，中國被日本打得屁滾尿流，發現不對勁，才由蔡元培在北大改為愛國主義進行傳播，為了支持當時的學生運動，蔡元培稱參與運動的學生為愛國學生，愛國思想從此傳播出去。
即使在西方，愛國主義也僅僅得300年的歷史， 是18世紀後期現代國家才有的概念。從起源來說有兩種愛國主義：以民權主義為出發點的愛國主義起源於法國，認為因為主權在民，民眾擁有國家權力，因此民眾有愛國的義務；以民族主義為出發點的愛國主義起源於德國，認為國家可以要求民眾爲了愛國而放棄自由和權利。兩種愛國主義，兩種國家命運。
希特拉熱衷於愛國主義，將之與民族主義結合，促成了全球大浩劫的發生。愛國，為了救民眾於水火，可敬可贊！愛國，為了苟延腐敗的政權，可鄙可恨！許多稱之為主義的東西，往往在其起源的一刻有其理論的正當性，但在隨後的實踐當中逐漸暴露其禍害性。
愛國主義在現實政治當中以激發愛國情緒來進行集體行動或政治動員，它和世界主義是天生對立的關係。世界上大多數國家推行公民教育，推行愛國教育的國家主要有俄羅斯及中華人民共和國。
在中國，愛國主義的宣揚是經過多番起跌的，國民黨時期，推行三民主義，民族、民權、民生，三者相互補充制衡，愛國主義并無大的市場。即使在中共的誕生至執政時期，愛國主義都不是它所主張的意識形態的核心，中共原教旨主張是國際共產主義，其實就是世界主義的一種，唯60年代與蘇聯翻臉后，中共對國際主義談的少了，開始談些愛國主義，愛國主義成為中共的重要意識形態要數到江澤民主政之後。
中共既主張國際共產主義，又主張愛國主義，將這兩個本質對立的東西硬扯一起，可見，中共對待主義是非常不嚴肅的，是根據統治需要，隨意取捨的。
香港的愛國思想和愛國主義是怎麼來的呢？主要是受中國大陸影響，由土共左派引進而來，充分利用了香港人的思鄉情懷和反殖思想，將這種意識形態慢慢在香港人的腦袋中構建起來。而在89六四之後，受國內愛國民主運動影響，愛國主義又得到嫁接後的重新生長。
縱觀全世界愛國主義的興衰史，曾經多番被當權者利用於發動現代史上的重大人道災難，因此，早已被大多數國家所認識和唾棄。愛國主義的一生，可以說是：榮譽地誕生，可恥的死去。
可見，愛國天生就有其意識形態的鮮明印記，並不是用個人喜好或者思想情懷能夠解構得了的，你認為你愛國，那麼，恭喜你，你已經中了統治者的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