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簡單地理解特首提名問題

如何簡單地理解特首提名問題

如何簡單理解特首提名問題？只需要聚焦在兩個原則：1、尊重參選權。2、公平、合理。 只要符合基本法44條規定，40歲以上、在港常住20年以上、無外國居留權的香港居民中的中國公民，就有資格參選特首，這種權利是不能被剝奪的。

選舉是需要有競爭的。同時，基於資源及時間的承受能力，候選人數是需要合理限制的，這點相信沒有人有異議。比如說讓不少於10名參選人有機會取得足夠提名資格，但實際上考慮到勝算等因素，並非每個人都願意參選，最終不少於2名候選人參與角逐，可能是一個適當的安排。 那麼，誰會被篩走，當然是那些勝選機會低的人，對嗎？因為他們就算參選，也沒有機會贏。那麼，誰的機會高？誰的機會低？怎麼判斷？這裡就要運用”合理預期“的方法，比如說，參選的人可以得到5萬個選民的連署支持，表明他們會選舉這個人，那就可以確認這位參選人有5萬個以上的支持，相反，那些拿不到5萬個選民連署的參選人，我們就能合理地預期他會輸給那個拿到5萬選民連署的人，這就是”公平“的原則。如果我們估計有10個人有機會拿到5萬個連署，那麼我們就以5萬作為一條能否入閘的劃綫，這就是”合理“的原則。

那麼，用間接提名的方法可以做到遵守以上的原則嗎？是可以的。如果讓香港所有通過直選產生的各級議員作為提名人，那麼他們提名的候選人，我們也可以”合理預期“這位參選人得到了該位議員及其支持者的支持，同樣通過計算，可以就每位參選人要得到幾名議員支持畫出一條線，這樣，也是符合”公平“和”合理“的原則的。

在提名這個環節上，如果爭論什麽普及平等，那是用錯了準則，把簡單問題複雜化，節點、層次、對象，通通不對。只有一點需要指出，一切不合理剝奪公民參選權，或者令到支持度較高的人被支持度較低的人取代了入閘資格的提名方案，都是不民主、不公義的。

警惕“提名委員會”這個怪胎

警惕“提名委員會”這個怪胎

世界上不少民主選舉都有提名機制，作用是爲了讓有競爭能力的參選人入閘，讓沒有競爭能力的參選人止跑，這是出於資源和時間負擔的考慮。提名的方式是由個體提名，可以是選民連署提名，也可以是常任性質的民選代表連署提名，後者是爲了簡化程序，也是基於資源合理化的考慮，民選代表一般是指各級議員，市長等，有資格的提名人人數會比較多，如法國，就達到40000人。

注意，民主提名無論用何種方法，都是採用個體提名的，不會採用機構提名，一旦允許機構提名，尤其是單一機構提名，魔鬼就來了。 香港基本法附件1中特首選舉辦法規定採用提名委員會提名候選人，這是個早已隱藏的魔鬼。以喬曉陽的說法，這是個機構整體提名，那麼，無疑就是一個對最終勝選有極大決定作用的初選機制，也就是提名委員會先選完再給選民去選，這絕對不是普選。好比封建時代的包辦婚姻，父母會給子女安排幾個人來相親，然後子女在這些人中選一個，沒有人懷疑，這絕不是自由婚姻，那麼，有提名委員會整體初選的選舉又怎會是普選呢？

再探討假如提名委員會實行個體連署提名，又是否沒有問題呢？首先當然是提名委員的生成方法，如果一人一票選出，那是最難被操控的，當然會令公平提名的可能性大一些，但這個安排有自身的悖論，既然是勞師動眾搞一人一票選提委，爲什麽不搞直接由選民連署？把直接提名弄成了間接提名，又增加大量資源的投入，這就有了不合理性。如果不是一人一票選出，而是採用分界別、分階層那種中共大陸模式提名方法，那不用說，大家都知道這是個魔鬼，僅供中共操縱。

任何民主國家既沒有提名委員會這回事，也沒有專職提名委員這回事的。選舉提名委員，讓他們行使唯一職權，就是提名候選人，他們的唯一作用就是將直接提名變為間接提名，有這麼荒唐的一種公職嗎？除了給用心不良的人在他們身上運用黑金，影響提名結果之外，你能想出任何正面的東西來嗎？

所以，提名委員會本身就是徹頭徹尾的一個魔鬼，是供黑暗力量驅使而生的。民主派提出一人一票選提名委員，相信是基本法框架下的權宜之計，但你們能守住這條防線嗎？要知道直選與功能組別選舉之間並無太多的談判空間，這往往是TAKE or OUT的交易，這條防線是沒有退路可走的。

要在基本法框架下爭取，也很應該理直氣壯的指出基本法中的謬誤之處。基本法不是不可批評，更不是不可修改，即使暫時沒法修改它，也必須批判它，才會立場清晰，立論有據，才會被市民認同，才可打贏輿論戰。

關於特首提名委員會

關於普選特首提名委員會

民主普選，首先要體現對選舉權與參選權的尊重，這兩者也是基本人權。 然後是制訂選舉的程序，這個程序要考慮社會資源成本與時間成本，如果一場選舉變得工程浩瀚，費時曠日，那麼，是沒有可行性的。因此需要引入“合理預期”的原則，來限制參選人數。這個原則很簡單，因為選舉的結果只允許一個團隊當選，所以在讓有合理預期競爭機會的人成為候選人的時候，將其他沒有合理預期會競爭機會的候選人排除於外。

具體的做法，許多地區使用選民連署提名制，也有民選代表連署提名制及政黨提名制，不管是何種方法，都體現了對參選人選舉競爭能力的合理預期，證明他取得一定數量選民的支持，具有當選的可能性。 無論哪種提名程序，都必須體現對參選權的尊重，沒有人因為其政治、宗教的取向或種族原因被排除於外。 為體現對參選權的尊重，任何提名程序的制訂應該且只應該符合“合理預期”的技術需要，而不以任何其它原因為考慮。任何選民的提名權是不可剝奪的，只要他願意，就可以親自或通過他選出的民意代表連署提名候選人。提名人是分散的，不是特定的，這樣可以防止操控與黑金政治。連署線是較低的，不是較高的，這樣能保證形成有效競爭。實踐經驗告訴我們，只要設定一個較低的提名線，如台灣地區連署要求為全體選民的1.5%，2012年選舉中只有三隊候選人入局。

基本法规定特首选举采用“提名委员会”的做法，无论如何都无法符合“普及平等”及“合理预期”的原则，是一个失败的条文，与本法中关于实行普选的规定自相矛盾，结果就是假普选。基本法欺騙香港人的做法是應該受到譴責的。 全世界採用提名委員會做法的國家極少，僅僅包括中國、伊朗、朝鮮、古巴等少數幾個公認為操縱選舉的國家。 另外，基本法規定當選的特首需由中央任命，如果這是一個實質任命，那也會導致選民的選舉權受到剝奪，不是真正的普選，而且會導致憲政危機，可見，中共主道制訂的基本法是一部違背法理，生安白造的惡法。

香港人不懂政治鬥爭理論

近年由於受到中共的不斷擠壓，香港人討論及參與政治的熱情日漸高漲，社會運動層出不窮，但收效差強人意，這是爲什麽呢？我的總結是，他們拿錯了理論武器。 香港人接受的政治教育來自於西方民主社會，這些理論是在實現了民主的國度才能派上用場的，而香港仍在爭取民主的漫漫征途當中，最大的政治現實是專制與反專制、控制與反控制、統戰與反統戰、蠶食與反蠶食。對於爭取民主的人來說，抗爭是唯一出路，而抗爭需要政治鬥爭理論的指引，這恰恰是香港人所受教育中空白的一塊。 民主黨時刻準備走談判路線，卻不明白這樣一個基本原理，專制與反專制力量之間是一種不可調和的敵我矛盾關係，對抗雙方只有通過鬥爭和對決來解決，結果要麼就是一方消滅另一方，要麼就是互相都無法取得勝利而進入對峙狀態，當雙方的消耗達到不能忍受的臨界點，談判才有可能發生，這種談判也可稱為停戰談判，簽訂的協議叫停戰協議，而不是什麽取得共識，互諒共贏。認識不到這一點，就會被中共及其香港代理人牽著鼻子走，真普選的爭取只是撒嬌式的哭喊，絕無實現的可能。 就連香港所謂的激進民主力量，也是毫無鬥爭理論基礎的，他們基本上沒有明確的鬥爭方向，行動上缺乏組織、進退失據，在風雨來臨前無法察覺威脅，在戰機降臨時不善出擊，臨時起意的分散行動，即使再多，也無法擰成一股繩，讓當權者受到壓力、感到害怕。

中共的治港方略是改造香港

中共治下是不可能允許有真正的自治區域的，建國后劃定的五個所謂自治區，數年之間全都變成普通省份一樣，大國思維，一統天下，是這個政黨根深蒂固的榮譽觀。 也許83年中英簽訂聯合聲明的時候，當時的中共領導人并沒有想的那麼長遠，但中共一貫的行事原則就是要保留最後手段，雖然基本法的條文很多，其中絕大部份的篇幅都是這個不變、那個不變，讓當時的香港人感覺放心，其實一旦涉及到最高權力則全部歸於中央，而且對中央如何行使權力毫無約束。

他們有行政長官及主要官員的任命權，有基本法的解釋權，有駐軍權，有單程證的審批權，中央政府的駐港機構有幾乎不受任何限制的活動權，甚至人大常委的一紙《決定》都可以成為香港必須遵守的金科玉律。由於擁有絕對權力，必然使得中共對香港的控制欲愈來愈強。 中共長期的鬥爭理論形成的邏輯當中，只有成功或者失敗。開個會議都要勝利召開、勝利閉幕的。而人權、民主、自由等詞彙在中共的詞典中一律欠奉。對香港的回歸來說，控制的越強，利用的越好，那就越成功，反之則是失敗，這是唯一的原則，是不會真正考慮香港人的意願及福祉的，就算有，也是次要的，違逆了大原則，那通通都得讓路。

中共慣常的行事方式還包括凡事都制訂備案，而且是以他們認為最壞的情況做準備的。中共的擔心當然包括香港的所謂人心不回歸，不回歸怎麼辦？那就要強化控制，而強化控制就是要讓香港整個管治機器的主要官員更多的由可靠的自己人擔任。 隨著時間的發展，在中共文化與港人文化的必然衝突當中，博弈升級的結果，中共加強對港控制的趨勢必然增長，也就是備案當中最強硬的方案必然占上風。梁振英的上臺，代表了黨人治港的開始，中共控制香港的腳步愈走愈快，五年之後，香港的一切都會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成為我們不再熟悉的一個陌生城市。

袁國強+曾偉雄=雄偉祖國

袁國強+曾偉雄=雄偉祖國 袁國強：2007年獲選大律師公會主席，2008-2012廣東政協委員，參與洗腦組織，從08年起，兼任廉政公署、中央政策組、律政司、強積金管理局、香港教育委員會等多個重要部門的諮委、顧問、董事、校董，被刻意培養的痕跡明顯。 曾偉雄：1999年北上清華大學修讀中國事務課程，開始受祖國文化薰陶，2004年於國家行政學院修讀進階國家事務研習課程，再次有機會親近中央，完成進階洗腦，此後，仕途蒸蒸日上，直至2012年被北京任命為警務處長。 前幾天，新民黨的一批青年幹部又跑到國家行政學院受訓了，中共對香港權力管治機器循序漸進的滲透進而直接操控是非常有計劃、有步驟的，97后所謂香港高度自治只不過是給香港人發的一個春秋大夢，中共真正的部署是用時間換空間，最終達至對香港的政治改造，讓它成為中國的一個普通城市，這樣，才是徹底的完成回歸，才是可以向紅色祖宗交代的豐功偉業。

習近平不可能施行政改

習近平上臺接近6個月，通過一系列的觀察，其“執政理念”，“治國方略”已初露端倪。習近平生於50年代，成長于70、80年代，是所謂被耽誤的一代，這一代人是理想幻滅的。習80年代後期開始為官，受到鄧小平實用主義方法論的影響，也明白官場權謀的生存法則。 4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決定從7月1日建黨日開始，在全黨範圍內發起一場自上而下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动”，結合前段時間高點反腐的動作，可以確認非常清晰的信號，習李準備徹底整治黨內隊伍了，其真正的目的是打擊黨內各種山頭主義，收攏權力，然後某種程度的施行毛澤東式的威權統治。 習近平是從胡錦濤身上吸取了教訓的，胡錦濤在黨內是政治孤兒，被江澤民的勢力所包圍，管治10年，個人抱負固然無法施展，連政令都出不了中南海。而習近平不一樣，他有根正苗紅的政治資本和免死金牌，先下手為強，放手一搏，他有這個條件。經歷薄熙來事件，黨內山頭主義的猖獗，朋黨勢力的盤根錯節，已經到了非常危急的境地，放手一搏加以整治，習近平有著非常迫切的需要。 “有些吃飽了飯沒事干的外國人，對我們的事情指手畫腳。中國一不輸出革命，二不輸出飢餓和貧困，三不去折騰你們，還有什麽好說的。”這是2009年習近平外訪時對華僑說的話，相信這是習的真情流露，也恰恰很能反映他的意識水平和個人作風，相信習是佩服毛澤東的，儘管其家庭受到毛的打壓，但這是他這一代中國人不罕見的現象。因此習的身上有著某種程度毛的匪氣，其哲學是：你不談，就拉倒，你說我獨裁，我就獨裁給你看。這種性格，是走向威權統治的重要推力。 習近平上臺執政相信不是他本人的真實意願，因為中國走到今天，各種各樣的基本矛盾已經浮現并產生衝突，而未來還會越來越劇烈，中國經濟也走到一個死胡同，一旦經濟危機爆發也意味著社會矛盾的總爆發，應對這種未來可期的局面會比89年的風波還要艱難得多，習不是一個善於計算和有耐性的人，他的上臺，跟華國鋒相像，是被推上去的。 至於前段時間習班子也曾提過的改革和憲政法治問題，這是有些人過度解讀了，習近平是個重視規矩和秩序的人，但他的政治哲學里絕對與民主、自由、法治毫不相關。

普選特首是香港人最卑微的要求

普選特首是香港人最卑微的要求 97回歸后，香港就落入中共手中，攤上這樣一個專橫成性、貪婪暴戾的老闆，香港人註定沒有好日子過了，而普選特首只不過是要求有一個較為公平的遊戲規則，讓政治的倫理不至於即刻扭曲。 即使有了普選特首，香港還是不幸的，在所謂一國兩制底下，特首施政受到中共的嚴格監控和強力掣肘，必然難以有所作為，香港人最卑微的要求是，寧願特首是一頭豬，而不是一隻狼，豬雖然碌碌無為，但不至於吃人，狼不但無建設，還會做壞事。 上臺不夠一年的梁振英，就是中共安插在香港的一隻狼，大家有目共睹，滿嘴謊言，敗壞香港的官場文化，任人唯親，撕裂香港的價值體系，大搞所謂的“中港融合”，實質是打開大門，讓中共的政治、經濟力量大舉入侵香港，鼓吹政治暴力，發動群眾斗群眾，在方方面面的權力部門安插爪牙，鉗制所有的反對聲音，這樣搞下去，香港很快就變作梁家天下，實質就是“黨”天下，社會迅速赤化，到其時，受害的不單是普羅市民，更會禍及所謂的“港英餘孽”以及本土富豪們。

香港超級富豪死期不遠還瞓緊覺

香港超級富豪死期不遠還瞓緊覺 以前香港富豪系好怕共產黨，但自從大陸改革開放之後便與境外資本家釋出友好，三十多年過去，香港富豪完全放低了警戒，這是非常危險的。應知道大陸的政策變了，但政體沒有變，而政策是不可靠的，它隨時可以根據需要而變。當然，要回到毛澤東時代沒收資本家財產那一套是沒有可能，但當今大陸是威權統治加權貴資本主義，在這個體系下民營資本是個二等貨色，只有充分的與權貴當局合作，才能苟且生存，一旦你做得太大而沒有過硬後臺，權貴們就會想盡辦法將你的商業帝國掠奪過來，山西省的私營煤礦被整編是個典型案例。 香港的財富被大陸的權貴窺視已久，過去不來搞你是政治大局的需要，現在情勢有很大的改變，梁振英政府的民望低落，管治越來越艱難，但他是共產黨的自己人，背負著改造香港的任務，是一定不能讓他下臺的。這樣一來，梁的施政一定要有所突破，共產黨最拿手的政治偽術就是“依靠群眾”，所以梁振英在逐步收緊香港政經自由度以鞏固個人威權的同時，必然會使出向左轉這一招，既配合中共權貴加速掠奪香港私營資本，并達到消滅遊離勢力，控制香港經濟命脈的目的，也乘機收買人心，騙取民眾的支持。 香港很多超級商業王國都處於二代逐漸接班的過程渡當中，這班人含著金鑰匙出生，沒有經歷風浪洗禮，是非常欠缺政治智慧和意志薄弱的，中共及港共會採用逐個擊破的方式，要製造一個事件，搞掂一個家族易如反掌，到時死了都不知道為何而死。 這次碼頭罷工事件，和黃處理得毫無政治智慧，留下社會污點，將來共產權貴拿你開刀，你就明白輿論的重要，以及沒有人為你辯冤白謗的無奈與絕望。“守財奴”一文給我們一個啓發：資本家大多數是精明的，但又是十分愚蠢的。 這個歷史時點，香港的超級富豪更需要行公義、好憐憫，既是積福，也是保護自己。

成人之美與施以緩手

成人之美與施以緩手 一條YOUYUBE短片蘋果做了新聞，片名是《可憐孕婦與夫分開坐 港鐵毒女一人霸三位》，片中曝光了一位少女，指該少女端坐港鐵三連位中央埋頭玩機，對事主夫婦借位請求不予理睬，於是被指“毒女”。 首先需要受到譴責的是拍片上傳的事主本人，因為以這樣一個理由向公眾暴露他人面容以洩憤是不道德的行為，在事件中，事主沒有逼令他人借位的權利，雖然是合理的請求，但他人拒絕你的請求也是一種權利，在權利的層次上并無犯錯。 但我更想分析非涉權利的一個問題，就是社交禮儀的問題，我想指出的是，沒有借位的這位女士在權利上沒有犯錯，但在禮貌上有缺失。禮貌是人們社會交往的一種互相感到愉悅的方式，你對陌生人點頭，對方報以微笑，大家都感到心情舒暢。如果你在狹窄的過道擠行，先說一聲“唔該”，而旁人欠一欠身讓路，那麼大家也會感到高興。一個禮貌的社會令到每個人都受益，有時比權利的多寡還重要。 禮貌提升一層，有點與道德接近的，是“成人之美”和“施以援手”，這兩者都不是強制性的，與權利無關。在廣州，坐公車是件非常辛苦的事，車廂擠滿人的時候，前門無法上人，司機會變通做法讓客人從後門上車，這時上了後門的客人就無法擠到前面打卡，這個時候，一個“逼車族”的潛規則就發揮作用了，客人會高舉車卡，在一聲聲“唔該”、“謝謝”此起彼落下，車卡便通過人鏈接力從車廂後部傳送到前部，打卡后再原路返回，每次出現這個畫面，都會讓逼車的疲勞與焦躁中出現一點心暖的喜悅，大家其實都沒有責任為他人傳卡，但既然是舉手之勞，“施以援手”又何妨？ 回到港鐵這段YOUTUBE短片，本來有三個位，片中少女坐在中間，來了夫婦二人，那麼稍往邊上挪一下，讓人家夫妻“團聚”又何妨？自己利益也絲毫沒有受到損失，卻可以“成人之美”，另外，假如這夫妻二人分坐兩邊，就算他們全程不語，但始終夫妻情切，難免時不時四目相顧，你夾在中間不也難受嗎？ 有時認著個人權利這個死理只會令自己變得難以與人交往，做人愈來愈難受。 再看看短片後面那些網友的回應，我心一沉：香港到底出什麽問題了？

習近平的中國走向戰爭的風險猛增

習近平的中國走向戰爭的風險猛增
Daniel Tao

 一個國家，當軍隊掌握在少數人手中，那麼戰爭的爆發具有極大的不可預知性。

 二戰之後，帝國思想及殖民主義走向消亡，國與國之間，因為國土邊界爭端而爆發的爭端愈來愈少，即使有，大多數與當權者轉移國內問題、尋求鞏固權力有關。 1978年的中國，正處於“英明領袖”華國鋒與黨內實權派元老鄧小平暗中角力的關鍵時刻，1979年2月，一場中越戰爭爆發，直至今天，人們都無法找到這場戰爭爆發的確切理由，但可見的事實是，持續僅僅10多天的戰爭過後，身為戰爭主導者、時任總參謀長的鄧小平迅速鞏固了個人地位，并在與華國鋒的鬥爭中出現力量對比的分水嶺。

歷史總是不斷的重演，習近平上臺，面對黨內鬥爭的形勢比過去任何時期更為複雜，也更為兇險，鄧小平遺留的黨核心集體決策機制，曾經令江澤民的總書記地位受到黨內楊家勢力以及陳希同的挑戰，也使得胡錦濤的10年統治成為裹著腳布的小女人，處處受到掣肘。

習近平上臺，其處境與前任相比，不會有任何實質改善，反倒因為在世的元老數量增加，更容易受到元老政治的干預。習近平不是胡錦濤，他可能有自己的想法，2012年末黨的大會確認了習的總書記地位后，他採取了一系列先聲奪人的包裝攻勢，謀求以強勢領袖的形象出世，以震懾黨內的權力競爭者，今年3月，習從胡的手中接過軍委主席的權柄后，通過對軍隊的多番考察，以及作出軍隊整風的姿態，挾軍權而自重的動機非常明顯。

 但問題是，習近平是否能夠真正的讓軍隊臣服呢？答案很簡單，看看前任，胡錦濤直至離任都沒有真正得到中國軍隊的控制權。中國的軍隊是一個非常獨立的團體，毛澤東與鄧小平是以戰爭年代建立的聲望或圖騰而能夠絕對的控制軍隊，江澤民上臺后，黨和軍隊的關係開始出現變化，他是第一位純文職官員執掌軍權，在軍中不再享有天然的威望，如何控制這架兇猛的戰爭機器，利益分配成為唯一的選項，因此，江時代開始，軍隊待遇的提升速度加快，到胡錦濤接班，利益手段依然成為必然模式，儘管如此，胡處理人脈的手段顯然沒有江的高明，這也是他由始至終，沒有能夠牢牢掌控軍隊的原因。

習近平的父親曾經是中共軍隊的著名將領，這讓人對習的軍隊人脈產生聯想，但事實上，這一點并不會成為關鍵因素，體制上的不透明，讓軍隊成為一個強大的獨立王國，黨的領袖只是軍隊名義上的領袖，如何撥動這架強大的暴力機器，一個文職官員往往會力不從心。 我們看到的是，習近平上臺后，給予軍隊巨大的利益傾斜，更讓軍隊的將領在國家事務上擁有更多的發言權，這取悅了軍人，也營造出習與軍隊親密關係的表像，但後續的發展會帶來很多不確定的因素。共產黨的歷史，一直強調黨對軍隊的領導，黨處於至高無上的地位，而軍隊是一個手段和工具，對軍隊的宣傳一直掌握在黨系統的手中，軍隊的將領一致恪守低調的原則，這種運行模式是基於最常見的擔憂，軍隊一旦獲得張揚的機會，他將有可能憑藉自身力量的強大反客為主，挑戰黨的權威。

從習的角度來說，發動一場戰爭對其樹立起軍中的地位是相當有利的，但在目前的國際舞臺上，任何國家和他的領導人挑起一場國際爭端，都是一個巨大的政治冒險，他需要在得與失之間做出準確預判，否則，就有可能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事實上，今年以來，中國出現了過去30年來從未有過的濃烈備戰氣氛，這滿足了新上任者鞏固權力的政治需要。作為積極的戰爭準備，軍隊內部結構改革的呼聲高漲，最具代表的是三軍協同與軍隊戰區化，如果中共的文職機構不能阻止這種要求，結果就是中央軍權的下放，地方軍頭勢力擴張，為軍閥化提供了基礎。 歷史往往驚人相似的重複，中國會否再次陷入清末民初軍閥混戰，令到人民生命廣遭塗炭的悲慘局面，很多人沒有這種警覺，但卻有實實在在的可能性。 中國的統治階層，陷入了派系鬥爭的亂局，爲了自保以及打擊競爭對手，官場的勾結活動日趨活躍，官員與軍隊將領的聯絡也有著明顯的深層化趨勢，去年失勢的政治局委員薄熙來在這條路上就走得很遠，其在黨內高層聯絡的人脈，在強力系統建立的個人忠誠，以及與軍隊千絲萬縷的關係，足以建造一個與胡溫勢力分庭抗禮的獨立王國。有前人行之，就有後人仿之。 中國正處在一個十字路口，經濟上陷入了中等發展陷阱，政治上統治階層陷入分裂抗衡的發酵局面，冒險主義的腳步愈來愈近，未來會出現什麽形式的國家危機，都不能掉以輕心，何去何從，民眾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