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志遠：無知何濼生倡「正負票」讓阿茂當特首

何濼生教授已經不止一次推銷他的「正負票」選特首辦法了，證明他是認真的，並非說笑。這個辦法到底有多愚蠢可笑，舉個例子便一目了然。假如2017年有三個候選人：余若薇、梁振英、阿茂。余若薇和梁振英代表兩大陣營互相對壘，假設他們旗鼓相當，余若薇得到49.99%支持票，梁振英也得到49.99%支持票，而阿茂呢，大多數市民根本不知他是何許人也，他只獲得0.02%支持票。按理來說，特首一定在余與梁之間當選，但是，如果採用何教授的「正負票」辦法，選民手中還有一個反對票，搞過選舉工程的人都知道，順理成章，這一票當然是投給對家的了，這樣一來，支持余若薇的反對梁振英，支持梁振英的反對余若薇，結果，這兩人正負票相抵，得票均為零，於是阿茂以0.02%得票率成為最高票當選特首。

做得教授一定是有學問的人，但學業有專攻，當了教授，並非什麽都懂。香港人個個可以關心政改大事，但發表公開言論之前拜託先讀些書，學習一下，提出主張前亦先過過腦子，否則的話，不但對政改討論無幫助，還會貽笑大方。

http://www.google.com/gwt/x?wsc=hg&u=http%3A%2F%2Fnews.mingpao.com%2F20130911%2Fgmb1.htm

陶志遠：中共權鬥瞄準19大

18大去年10月結束，習近平上台即面對權鬥爛局，如何開展施政煞費思量。江胡兩朝下來，黨內各種勢力聯朋結黨、割據山頭，成為新君心頭大患。

首先說江派，江澤民雖無大才，但善於籠絡人心，加上有一個非常出色的經理人曾慶紅作為輔佐，其派系勢力一直盤踞中樞，直接左右了胡溫十年施政。延至今朝，在7人核心中依然佔據半數，江係之根深葉茂，聯結緊密，稱得上中共第一大派係。

但是，中共家法中有一條，常委雖則集體決策，但人事工作貫由一把手主抓。因此，胡溫一朝，雖然政經大事無不仰江氏鼻息，然則後人栽培上卻頗有斬獲。胡溫雖為弱主，但利用10年主政，其黨羽開支散葉，在地方政壇、中央第二梯隊、政治局委員中，又比江係更勝一籌。

習君上台，身處兩大派系狹縫當中，日子確實艱難，局面難以打開。因此習上台後言論左搖右擺，是爲了嘗試與其他新貴磨合，找到一條出路。現在形勢比較明朗了，習得到王岐山的有力支持，重錘反貪樹威。王的派系色彩較淡，而且是7常委中較有抱負和能力的，輔助新主之心應出於真誠。施行大政，筆杆子是關鍵，意識形態向左轉，可以得到一貫保守的劉雲山的支持。因此，習近平要在7常委中得到多數票，與王、劉結盟，剩下四人中爭取一席以上支持，幾乎是唯一可行的選擇。

這裡，要澄清一個坊間說法，近日多有太子黨一說，其實只是一個富有傳奇色彩的輿論炒作。不管以前，還是以後，中共都不會出現一個以紅二代為聯繫紐帶的主要政治派係。紅二代畢竟人數有限，其中政治人才更是少之又少，雖然他們得到非常優越的個人發展機會，但要糾合成為一個大規模政治派係，是缺乏條件的。

按照過往經驗，習近平要扶植自己派係，一般要三到五年才能成型，19大的人事佈局成為關鍵。19大時，江係背景濃厚的張德江、俞正聲、張高麗因年齡將要退休，劉雲山在退與不退之間，因此，有3到4席重新執位。這一輪，胡溫派係出頭的機會就占優了。首先，18大進入政治局，同為49歲的胡春華、孫政才，正是胡溫隔代指定的接班人，按照中共內部固有的潛規則，此二人如無意外19大應該上位。另外，胡搵派的汪洋、李源潮亦佔據上位的有利位置。19大後，政治局常委中江派將全面退出，但胡溫派會成為絕對多數，這對於習近平來說，是非常頭痛的事。如要打破這個權力繼承方程式，習必須祭出奇招，這樣的話，權鬥會非常慘烈。

習近平上台后，高調亮相，動作頻頻，這從一個側面反映他內心的焦慮。打擊貪腐，目的是震懾諸侯，意識形態向左轉，是爲了樹立個人權威，這些動作都來得非常急，現時江、胡兩派明顯採取觀望態度。但是，到了明年年中，習的蜜月期屆滿，如果政經形勢并無利好轉變的話，習的主政勢頭便會衰竭，難保兩大派係不會乘機反撲。

習近平主政，有些生不逢時。中國經濟高增長進入尾聲，且有爆發經濟危機風險，各種深層次矛盾亦愈演愈烈，對於這個只有中學程度的領導人來說，如何駕馭局面是極具挑戰性的難題。11月將要召開極富象徵意義的三中全會，相信宏大構思的新政策很難出台，值得觀察的是會議前後高官人事上有否新的變動。

明年對習是重大考驗的一年，向左轉、收緊輿論的政策能否持續是個問題。雖然左轉高壓政策似乎能夠迎合一些執政階層的思路，但失去了大量知識份子的支持，並且打擊民心期望。倘若習的政治冒險未能為權鬥贏得時間、掌握上風，則其政治主張反過來會帶來無窮後患。人民的不滿，也許會成為換馬的藉口，讓習自己成為中共權鬥新的犧牲品。

陶志遠：與戴耀庭教授探討「公民不合作權利」

昨天，看到戴耀庭教授面書上一篇文章，提出「公民不合作權利」的全新觀點，頗覺新穎，對筆者曾經思考的一些社會問題有很大啓發。例如民主政治與保護少數人權益之間的矛盾，應該在怎樣的理論框架下去解釋。有了「公民不合作權利」的論述，頓覺開朗，以下是筆者一些初步的思考，提出來供大家討論。

「公民不合作權利」是基本人權

自然權利和法定權利（英語：Natural and legal rights）是兩種在理論上不同類型的權利。自然權利源於拉丁文「jus nafural」，中文譯為「天賦人權」，或稱為不可剝奪的權利，是指自然界生物普遍固有的權利，並不由法律、信仰、習俗、文化或政府來賦予或改變，自然權利是不證自明並有普遍性。法定權利是由特定的政府給予其統治下之人民，由國家的立法機構逐條訂立並編纂成為法律條文。許多國家都訂立了人權法案，透過法定形式確認公民擁有天賦人權。國與國之間也簽訂國際人權公約，香港基本法肯定了國際人權公約適用於香港。

「公民不合作權利」是天賦人權其中之一種，地位優越於法定權利。人生於天地之間，每個個體都平等享有一些權利。人有自由思想、自由判斷、自由選擇的權利，這是不可剝奪的。但是，任何人不能脫離社會而生存，每個人都生活在一個共享空間。因此，自然人同時具有公民的身份，公民之間必須締結合約，以規範共享空間的秩序，這便是法律的起源。

政府是調節共享空間秩序所必須的「仲裁人」，政府在執行法律的時候，應保持道德判斷中立及政治判斷中立。這個「仲裁人」是由全體公民「供養」的，公民有義務「供養」政府，但作為自然人，也有權利停止「供養」政府，故此，自然人在行使停止「供養」政府權利的時候，作為公民，會受到法律的處分。停止「供養」政府便是俗稱的「公民不合作」。而法律不是一成不變的，當公民覺得法律需要修訂的時候，通過民主程序便可改變法律，而政府并不享有阻止修訂或拒絕執行新法律的權利。

民主制度下的「公民不合作權利」

民主制度下公民爲什麽要不合作？眾所周知，民主制度並非完美的社會制度，它也有不少讓人究病的地方，其中反響較大的便是民主制度往往無法阻止「大多數人暴政」，令到少數人的權益受到侵害，滋生社會不公義現象。最經典的例子當數美國黑人維權運動，也就是馬丁路德金發起的不合作運動。

當少數公民認為受到法律的不公義對待，他們就有權行使作為自然人的不與政府合作的權利。不合作運動會削減政府行使「仲裁人」權力的資源，如果這種資源減少是非常顯著的，政府就會癱瘓。如果其他大多數公民不願意接納這些少數人的主張，通過重新締結法律來解決問題，那麼，他們就要用具體行動來增加對政府的「供養」，令到政府保持運作。如果他們不願意向政府增加「供養」，就要認真考慮參加不合作運動的少數公民的訴求，通過談判來解決問題。

馬丁路德金的「公民不合作」之所以取得成功，便是佔社會大多數的白人公民受到感染而覺醒，并最終選擇與黑人公民妥協的結果。歷史證明，這場轟轟烈烈的「公民不合作」運動是意義重大的，政府和白人的妥協是明智的，他們與運動參與者一道為人類的文明進步創造了可歌可泣的經典。

專制制度下的「公民不合作權利」

專制制度下公民為什麽要不合作？這首先要從專制政府的合法性說起。有觀點認為，專制政權沒有得到人民的授權，因此是天然不合法的。筆者并不簡單的同意這種觀點。確實，以現代民主理論而言，專制政權是有極大缺陷的。但是，如果簡單地否定其合法性，則專制政權所制定的一切法律也是不合法的，公民可以隨意違反而沒有後果，這樣，顯然就不符合社會需要有秩序管理的客觀要求。

那麼，專制政權的合法性來自哪裡？筆者認為來自公民的合作與「默認」，也就是大多數公民沒有行使「公民不合作權利」，仍然願意「供養」政府，使得政府有足夠資源管理整個社會。這個時候，公民社會便「默認」了政府的合法性。大多數公民願意遵守專制政權訂立的法律，也「默認」了專制制度下法律的合法性。

當一部份或許多公民不能忍受專制政權的統治時，他們便有權行使「公民不合作權利」，通過減少或斷絕對專制政權的「供養」來削弱政府作為社會「仲裁人」的能力。如果運動得到公民社會廣泛的認同和支持，便可以癱瘓政府運作，專制政權便要屈服，公民社會便可重新締結合約，民主得以降臨。甘地發起的公民不合作運動最終推翻殖民統治，讓印度走上民主之路，也成為後世典範，萬世稱頌。

陶志遠：民生死結政治尋源

最近親中政客頻頻鼓吹「去政治化」風，并將政治與民生對立起來，認為社會關注政治過多，便會影響民生議題，滯礙政府推動民生政策，事實是否如此，從市民關心的房屋問題上可以得到答案。

昨天城市論壇討論劏房是否發牌監管的議題，台上講者包括長策會兩位成員劉炳章和李華明、建築師學會社會關注組主席林光祺、以及關注基層住屋聯席組織幹事陳海姿，台下出席有劏房戶代表、中學學生、普通市民等。討論了半天，得不出任何可行解決辦法，發牌難，不發牌也難，換言之，這是一個民生死結。

劉炳章主張發牌監管，但倘若實施，勢必有劏房住戶因房子不達標被迫遷出，那麼如何解決他們的居住問題？劉提出在赤蠟角興建臨屋來「安置」他們，這顯然不是深思熟慮的建議。大量散佈於市區的劏房住戶，除負擔能力外，很明顯還有其他居住誘因，例如選擇與其工作地點相近、或者方便照顧在讀學童等等。讓他們搬到交通不便的地方，等於剝奪他們工作及讓小童接受教育的機會，將他們推向更貧困境地，製造更多社會問題。這種把低收入戶當做難民看待的「安置」方式簡直係愚不可及。

劏房租金已經高企，實施發牌制度更會導致劏房業主加租，把安全改造費用轉嫁到租戶身上，令到他們百上加斤。據李華明透露，長策會調查所得資料顯示，有些地段劏房租金已飆升至30元一呎、單位價格比豪宅還貴。而有劏房戶反映，租金開支占到其收入一半，這與大眾心中劏房廉宜的印象形成很大反差，從一個側面反映香港高樓價引致的住屋問題已成為脫韁野馬，威脅到社會的正常運作。在住屋壓力下，香港的低下階層不管如何節衣縮食、犧牲居住質素，都已經難以維持正常生活。

台上講者基本都同意，解決劏房問題的根本辦法是要增建公屋，但領教過三任特首施政的市民都心中有數，不管政府如何誓神劈願，公屋輪候始終曠日持久遙遙無期。一旦交不出功課，政府官員就會找出許多理由推搪，例如找不到地啦、地區團體不合作啦、庫房需要謹慎理財啦。歸根到底，問題的癥結在於特首和政府沒有將基層市民的利益擺在第一位。特區政府既無勵精圖治的決心，也沒有這個能力，為何如此，這便是政治問題了。

以梁振英為例，他的權力來自於中央欽點以及既得利益階層的幫閒，那麼他必然只會向中央及既得利益階層負責。梁參選特首依始，僅得100多個提名，而最後得到選委會689票，其中很大部份是原來支持唐英年的選委反水投給他的。個中原因當然是中央發功，總括起來，中央的干預，為梁振英贏得超過500票，因此，當選后梁第一時間跑到中聯辦謝票實不足為奇。作為一個被扶植的傀儡，梁振英別無選擇，只有死心塌地聽命中央，將四大任務作為他執政的首要。其次，便是酬庸其政治幫閒，於是陳茂波、林奮強、張志剛、張震遠等一班無德無才之輩，紛紛被塞進管治核心。更為離奇的是「江湖飯局」及「梁粉」劉夢熊反水事件，揭發小圈子選舉之黑暗。你說，這樣一個特首又怎麼有可能凝聚香港共識，為港人利益打拼呢?

竊國據之，民必不忿。一個沒有市民認同的特首和政府，其推出的政策難以得到市民的配合，這是常理。有官員及親建制人士一味罵怨社會偏激、不支持特首施政，這完全是顛倒黑白、倒果為因。作為執政者，爭取民眾支持是施政的責任，如果一味聽命上峰、順從權貴，反倒視民意如浮雲，又怎能怪責民眾有怨氣、反對你呢？如果稍有一丁點民主政治的意識，這樣的特首和高官，便應知其恥、悔其罪、立即下台，給香港讓出一條生路。

陶志遠：不要低估中國的政經風險

李嘉誠撤資中港，源自他對政治及經濟轉向的敏感觸覺，老馬識途，絕非虛言。國內地產大鱷王石亦援引李氏舉動，在微博發出「小心」警示，可見，中港企業界翹楚對形勢有著不約而同的憂慮。

中共內鬥帶來的風險不要小看，建國以來是有深刻教訓的，最少有三次非常危險的關頭，讓中國幾陷內戰邊緣。第一次是毛劉之爭，當時毛澤東在黨內還沒有絕對權威，劉少奇對鬥爭形勢估計不足，結果被毛先發制人，通過發動文化大革命，將劉拉下馬。而十年文革，將中國人民推進苦難深淵。第二次，是毛林之爭，林彪雖然掌握軍隊實權，但毛澤東已建立萬民景仰的威望，雙方矛盾激化時林選擇出逃，避免了一場刀光劍影的軍事對決。第三次，也是最兇險的一次，江華之爭，江青黨羽眾多，盤踞高位，華國鋒初登大位，權力未穩，如果不是江青一派過於大意，權斗如何演變，最終鹿死誰手尚未可知。

鄧小平掌權後，推動改革開放，順應民心，亦得到軍隊擁護。江澤民是第一個非行伍出身的軍隊統帥，89巨變後，老一輩領導人紛紛退休，江利用空出的大量官位提拔新銳，因此黨羽眾多，其最高領導權力是基本穩固的。胡錦濤開始，情況就不同了，十年任期弱主形象表露無遺，軍隊統帥有名無實，但胡溫利用經濟高速發展不斷向權貴輸送利益，亦勉強保住十年無事。

如今習近平上台，面對的黨內形勢更為險惡，山頭眾多派系複雜，兩代政治老人依然健在。如此局面非常難於應付，黨內政經利益瓜分完畢，習李想建立威望但手中缺牌。領導中共向左轉比向右轉阻力要小得多，推動整風反腐，意在黨同伐異，借機穩固權力。選擇不多之下習近平似乎決心冒險，反常地祭起馬列主義神壇，這既完全違背鄧小平制訂的改革開放國策，也偏離前兩任的既定路線。強調意識形態，目的在於重塑領袖金身，以威權統一全黨，領導全國。習投出這一步棋是非常詭譎的，倘若成功，是開政治倒車；倘若失敗，習的權力可能喪失，新主之爭必有一番惡鬥。

薄熙來在重慶唱紅打黑另立權力中心開始，就意味著中共黨爭打破潛規則向公開化轉變，中共內鬥進入高氣壓時代，由此而引發的動盪風險，正在一天天膨脹。

中國經濟，正如近來外界分析，高增長期已結束，並且積累了三大難題：信貸膨脹、負債過多、樓價過高，經濟結構改革刻不容緩。但是，克强經濟學尚未起步便胎死腹中，預示了中國經濟轉型是條艱難險阻之路。今年樓價繼續異常飆升，是行政、金融、市場陷入病態的綜合反映。

中共決定在今年11月召開三中全會，將會為未來政經路線定調。但不管出什麽招數，都無法擺脫現實困境的制約，突破性政經新路難有期待。值得觀察的是，習李圍繞穩固權力到底會出什麽招？是真的鋌而走險殺出血路，還是依舊蕭規曹隨等待機會。

陶志遠：請周融講兩句

周融先生拉攏一班親中「斯文人」搞了個「幫幫香港」反佔中活動，耗費巨資刊登廣告并撰寫文章抨擊佔中運動，其中最重要的論點是「佔中運動等於用刀項著港人條頸來要挾中央，俾香港有真普選」，他還諷刺戴耀庭的佔中行動是「認為做正義的事情便可去殺人」。

當然，周融的說法完全忽視了佔中的前因後果，也未搞明白何為公民抗命，這些，坊間已經有大量的文章去反駁他的歪理，筆者就不需重複。

只是今天報章有消息傳出，辣招苦主大聯盟昨公布「第3輪抗議行動」，9個地產代理商會聯同4間大行（中原、美聯、利嘉閣、港置），將於9月9日（下周一）發起「沉默無聲抗議」反辣招大行動，於當天不刊登報章地產廣告1天。大聯盟更揚言若政府未有理會，罷落廣告會延長至1周，甚至1個月。中共喉舌「文匯報」評論說「大聯盟的動機帶有威脅，估計是希望爭取輿論轉向撐代理」。

周融說佔中行動係用刀項著港人條頸，至於是哪個「港人」則語焉不詳。而上述事件呢個「被傷害的港人」好清楚係香港各大報章，事實要比周融口中批評的佔中後果要清楚得多。

請周融講兩句，按照你的邏輯推論，辣招苦主大聯盟系咪將把「刀」項著香港人條頸？咁佢地以此要挾政府廢除辣招系咪「認為做正當的事情便可去殺人」？你咁有「正義感」，會否同樣組織一個「幫幫報章反罷登廣告大聯盟」，號召十萬人來保護港人利益呢？如果你冇咁做，係迷雙重標準呢？

陶志遠：從何喜華看中共對香港的統戰

「梁粉」當中，何喜華最為令人惋惜。一個富家子弟，爲了堅持理想，放棄繼承家族生意，用半生時間，不辭辛勞，維護低下階層利益。因此，何喜華贏得香港人的讚賞是當之無愧的。

去年3月梁振英當選特首時，港台節目邀請何喜華、蔣麗雲、羅致光討論對梁振英看法。3位人士均為外間所傳的「梁粉」，與梁認識均有時日，對梁個人評價比較正面。何喜華憶述係81年起認識梁振英，一直以來，建立的印象是梁對低下階層有同情心，較為關心基層權益，理念偏左，因此，何對梁有不錯印象。筆者相信何喜華講出其真實感受，也正因如此，一貫不喜歡財閥階層的何在特首選舉中挺梁而反唐。

要知道，共產黨是透過爭取窮人起家的。共產黨是一個類宗教組織，奉馬列主義為聖典，因此，他們有著對窮人最具吸引力的思想體系及組織方法。共產黨強調黨性原則，「把個人利益融化在黨的利益當中」，因此，共產黨的官員在公開場合與私下場合有兩套臉譜。在公開場合，因共產理論導致管治失敗，無法面對公眾質詢，共產黨官多數表現得套版、木訥、甚至是粗暴；而私下的交往中，受到共產理論訓練的人奉行「克己」、隱藏個人慾望、自覺維護組織形象，因此往往表現得謙和、親近、富有同理心、和不亢不卑。這是共產黨最具有欺騙性的地方，使得它能夠發展壯大而成為人類歷史上最大的政治組織，並且深刻影響世界近百年發展軌跡。

共產黨的獨裁是隱性獨裁，黨內各級組織有協商民主制度，讓不同成員發表意見，如果意見不一致，就交領導者或由上級裁決，這是形成強大中央集權體制的基礎。這套把戲，帶有表面上的民主化和合理性，兼顧一定的人性，因此在大陸矇騙各級黨員及人民60餘年，才被血淋淋的現實所拆穿。然而，香港人沒有親身經歷，沒有看透共產黨的本質，一旦與共產黨員及共產組織面對面打交道，還是很有可能中計的。這有如江湖術士的騙技，在新地頭總能成功一樣。

香港人向來不關心政治，對世界歷史發展及制度思考浮於表面。因此，中共統戰的老把戲經過時日浸淫，在香港這塊土地上頻見收效。中共的影響力已深入到香港的毛細血管，不但運用了權力高壓、利益引誘，還使用了人心詐術，這是最難抵擋的。在未來的日子裏，香港人還要為政治的學習繼續付出代價。

陶志遠：調查周永康一說荒誕不經

陶志遠：調查周永康一說荒誕不經。周永康被調查的傳言近日甚囂塵上，但其來源都是捕風捉影，毫無實質根據，筆者認為此事絕無可能。先說，查周論的依據，其一、周永康曾在中石油（含前石油工業部）為官10年，而現在中石化多人被查，據此推斷要順藤摸瓜查到周永康頭上，這是想當然的猜測。首先，時間上不對，周主管中石油是1988年至1998年（前8年副職，後2年正職），98年前中國官場貪腐之風雖已興盛，但金額、範圍、猖狂程度遠不如今天，這些陳年舊賬要翻起來絕非易事，也不會有什麽堅料。中石油高官落馬在2008年已經開始，當時周的權力達到頂峰，將今日查官之事與周搭上關係，完全沒有根據。其二、周永康曾出任四川省委書記，現在四川有多位高官被查，因此推斷與周有關。此事更是荒謬，周是1999年起任職四川省委書記，前後僅僅3年，3年後升上政治局委員并出任公安部長，這叫空降鍍金，是被貴人看中，準備好升官才去四川走一轉的，他與四川當地官場實在不會有太深聯繫。現在查的川官，輩分與周實在相差太遠，查他們根本不會牽涉到周。其三、周永康與薄熙來關係密切，曾經保薄。這倒是有些可能，但即使有，也是組織紀律問題，去年薄出事時沒有將周一併拉下馬，現在前朝官員已經散場，周亦退下一線，當朝掌權者地位未穩，哪有可能去捅這個馬蜂窩？要知道，在當今中共內部，權力山頭林立，要拿下一個政治局委員級的高官有多麼困難，胡溫也是在權力積累到最高點，拼了一張老臉，加上有王立軍事件，才能夠將薄熙來治倒。何況周永康是政治局常委，又上了一個級別，兼且也是猛人一個，爪牙眾多，當朝誰人敢去動他，豈不是自我找晦氣？所謂調查周永康的傳說，其實並非自今日起，早兩三年已經有網絡媒體不斷吹風，後來弄到一些西方大媒亦有所報導，這可能亦算得上是一次小有成功的網絡策劃吧。這與江澤民死訊同出一轍，一場笑料而已。

陶志遠：敘利亞內戰啟示

陶志遠：敘利亞內戰無疑是個悲劇，讓國家與人民承受巨大災難。但卻難得地給世人上了近距離一課，可以看清現代條件下一場武力革命是怎樣發生與發展的。由於現代科技發展出大量高性能殺傷性武器，而這些武器完全掌握在統治者手中，因此，人們普遍認為，一場陳勝吳廣式人民起義是完全沒有可能發生的，即使發生也會很快被統治者鎮壓下去。但是，敘利亞革命用事實證明這種想法的錯誤。起義的敘利亞群眾經過一年時間，不但沒有被消滅掉，而且由零散的反抗壯大為與政府軍勢均力敵的較量，並且攻城掠地，奪得半壁河山。更加不可思議的是，敘利亞反抗軍並非靠外國的援助中獲得優勢，事實上，政府軍獲得更多的外國武器裝備，甚至有大量的外國軍隊入境為政府軍助陣。爲什麽會出現這種情形呢？筆者總結為兩點：其一、近50年來世界各國建築了多於歷史總和的石屎森林。到處是城鎮，在這樣的城市巷戰為主的作戰環境下，大威力武器根本無法發揮作用，建築物成了防守的天然屏障，政府軍即使擁有全部的制空權亦無法主宰戰局。因此，反抗軍能夠以簡陋的武器與政府軍作長期的周旋，直至消耗完其兵力及彈藥。其二、民心所向是為關鍵。在持久戰中，擁有民眾支持的反抗軍更易得到食物、食水等後勤支援，而且補充兵員更容易，因為參戰的正義性也令到士氣更高漲。相反，獨裁者軍隊在這些方面都處於劣勢。因此，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的道理一點不假，而且適用至今，不管是哪個國家，只要仍然實行獨裁統治，只要失去民心，就遲早要被人民趕下台。不管用和平還是武力，人民，完全有這個能力！

陶志遠：拋開幻想投入戰鬥

現在個勢頭逐漸清晰，中共要全面管治香港，香港人不敢抵抗，便只有目送這片土地成為一個普通的中國城市。這個過程其實不會太長，因為中共已經迫不及待了。如果說明年一旦佔中會引起中共出動解放軍鎮壓，我並不擔心他們會這樣做，這種毀壞極大的招數是不會用的，也沒有必要，因為中共有更高明的辦法，香港人也遠比想像中天真。

從現在起，政府、法院、金融、經濟、學院等重要職位只會委任染紅人士，連港英餘孽、自由派分子、財團代言人都會只出不入，買少見少。蘋果為首的反對派媒體不出5年，全部要收編或滅掉，如大陸一般設立網上防火牆也不見得是完全沒可能的事。至於反對派立法會議員，要麼被收編，要麼在2020年選舉通過種種方法基本趕出議會。當中共真正動手縮窄反對派空間時，不要幻想還有多大當選機會。他們總要撕破臉，撕破臉就什麽都干得出來。現在有2017及2020兩個所謂實現普選節點，令到民主派欣喜若狂，但冷靜一想，權力在中共手中，他們決意搞假普選，這個承諾便一文不值。

當中共使出這些招數的時候，對香港社會有一定衝擊，但並非大到不可接受，你看那些外國人不是照樣在大陸做生意嘛，香港比大陸怎麼說都要自由一些，有什麽需要立即跑掉？就算那些天天說著要移民的人，最終成行也只是小部份，畢竟政治因素對工作及生活的影響是滴染式的，開始並不痛苦，慢慢才能體會。香港人是完全不需要有太多幻想了。

昨天面書上有位知名人士發了一段status，大意是抱怨梁振英出動黑社會，搞到香港立立亂，盼望中央出手搭救云云。我看了幾乎要笑出來，你以為沒有中央的首肯，梁振英可以亂來嗎？

香港人的反抗，是非常艱難的，但不是完全沒有可能。首先要從搞組織做起，搞組織絕不是現在的所謂政黨組織，這種為議席選舉而生存的組織形式，比缸瓦還要化學，一碰就散。也不是搞網台粉絲團，或者面書上搞話題群組，這些玩意看似熱鬧，是完全沒有戰鬥力的，只可以作為傳播信息的一個管道。

真正的組織要有堅實的核心，成員之間建立一種同志關係，然後深入社區尋找方法發展人員，不要低估群眾的參與熱情，為一個正義的目標，是可以找到同道人的。搞組織要集中資源及精力，平時，如果沒有300人以上規模，上街遊行抗議的事可以少些做，既耗費時間但又起不到什麽作用，只是爭取到一些鏡頭而已，見得太多連市民都開始厭倦。當前，重奪政府是不現實的，重奪社區卻不但有可能，而且是必由之路。

承平時間太久，這些話聽落似天方夜譚，但只要仔細想一想，就一點都不會覺得奇怪，中共是個怎樣的政權？香港在其控制之下是不是事實？埃及、利比亞、敘利亞，由和平到戰爭不就是一夜之間發生的麼？

香港遠沒有台灣幸運，曾經統治台灣的雖然也是一個獨裁政權，但畢竟信奉三民主義，國力也比較有限，而且受美國很大的影響，當人民發動民主抗爭時統治者不至於過於殘暴地鎮壓，即便如此，台灣民主之路也并不輕鬆，也有混亂、暴力和流血。爭取香港民主，做最壞打算，盡最大努力，總是沒有錯的。

守護香港就不可避免與中共的鬥爭。中共的確很強大，但也無需過於悲觀，畢竟香港人爭取要回自己的主場並非要中共的命。賞金的多寡決定了賭徒下注的大小，如果香港人的訴求很堅決，反抗很激烈，中共也是要退卻的。他們的根本在大陸，哪裡有許多讓他們非常頭痛的事情要處理。

陶志遠：公權力豈能行私刑？

明天學校開學，仍有團體對林慧思老師不依不撓、窮追猛打，擬到林老師任教學校集會示威，企圖向學校施壓，後因反對聲音太大，舉辦人聲稱改為遞信活動。故此，筆者有必要就林老師事件的個中脈絡、隱藏危機加以剖析，讓市民大眾能夠加以警覺。

小事化大 批鬥市民

此事發端於七月份旺角街頭一樁警察執法事件。背景不明組織青關會騷擾法輪功街站〔此種事情并非第一次，已持續近年，筆者亦有所聞〕，警察沒有將兩方人隔離，反而封鎖行人專用區，將他們置於圈內，因此引起大量路過市民鼓噪。林老師是其中一位路人，因不滿警方處理手法而與之理論，過程當中產生口角，警員聲言要拘捕林老師，而林老師憤怒之下還之以情緒化的語言，例如「公安」、「八公」、「八婆」、「WTF」。無論從什麽角度去看，這都是小事一樁。香港街頭口角每天數以百計，市民與市民之間、市民與警察之間、售貨員與顧客之間，出於各種不同原因，難免有時意見不合，說幾句負氣說話，原是稀鬆平常。何以這一樁小事後來發大到特首都要開腔過問呢？

話說時過兩周，網上開始流傳一條經過剪輯的錄影片段，標題直指女老師粗口辱駡執法警員，接著，有退休冼姓警察及「宇宙」家長會李姓會長牽頭，發起一班包括多個「愛字頭」組織成員參與的名為「支持警察嚴正執法、反對暴力語言進入校園」、實為批鬥林老師的街頭集會，同時，各大警察協會發出聲明譴責林老師，文匯、大公等親中媒體連篇累牘發文聲討，一時之間，風雲變色，大有要將林老師「打倒在地、踏上一隻腳，讓其永不翻身」之勢。當然，經歷過中國大陸文化大革命洗禮的人都很易看出，這種「公權力行私刑」的做法，背後都有其政治目的，林老師只是被選中的槍靶，給予「無情」的打擊，是爲了「打擊一小撮、警告一大群」，在香港社會製造寒蟬效應。

但是，資訊發達的今天，奸佞小人的圖謀沒有那麼容易得逞，林老師的痛苦遭遇在網上迅速流傳，引起廣大網友義憤，大量自發的民眾「佔多達9成」，以及少量政黨成員及支持者，不約而同，在8月4日一起走到旺角街頭，向「民革式批鬥大會」說不，參與的民眾據警方數字有3000人。支持林老師的3000多市民與批鬥林老師的200多名有組織人士在旺角街頭相遇，這就是所謂「林慧思事件」標誌性的一幕。本來，香港應該是一個自由的社會，不同個人或組織都有表達的自由，各自表達，互相不應干擾。但是，如果有人妄想在香港復辟文革，大搞批鬥及欺凌弱小市民的一套，那就超出自由表達的範疇，香港人當然應該群起而攻之，既出於保護被欺凌的當事人，更是保護香港的自由價值。

公權私刑 危險邊緣

8月4日旺角集會事件之後，香港輿論譁然。文匯、大公等中共喉舌更是不惜筆墨，極儘歪曲事實、煽動對抗之能事。令人詫異的是，是香港政府的反應，不但不為事件降溫，而且還要推波助瀾。8月4日有臨退休劉姓警司參與集會，涉嫌違反警察需政治中立、以及避免參加有可能影響執行職務之公眾活動的守則，警務處及政務司長林鄭月娥不但不加以嚴格查辦，反而先後高調力撐該警司以及一眾出席集會的休班警員，這違背了公務員保持政治中立的固有慣例，為香港管治文化的墮落開出極壞先例。

8月14號，更不可思議的事情發生。特首梁振英在落區做騷活動中，高調責令教育局長就林慧思老師的問題向其遞交報告，這等於直接向教育系統施壓，干預學校按程序處理校務。並且，特首對外界明確傳達了批評一名普通教師的信息，這等於對該老師的職業生涯下達了終止令，對其個人的打擊是毀滅性的。

一個法治社會，公權力的行使必須在法律框架之內，法有明文規定者可行，法無明文規定者不可行，這是「以法限權」之義。為政者，擁有龐大的資源，其一言一行，都會對社會及民眾產生巨大影響，因此，有必要將其權力「關在籠子裏」。如果位高權重者信口開河亂說話，輕者可能毀滅掉一個人的前程，重者可能擾亂社會行政秩序，令到政府與民眾關係惡化，合作愈少，對抗愈多，社會就會走向崩潰。

特首插手學校對林老師的處分程序，是典型的以公權力行私刑，無論按照香港那一條現行法例，都找不到任何依據，特首為何要為一口角小事或一個老師的表現而責令局長做出交代。反而旺角街頭集會以及警察被指處理糾紛不公，這兩件事具有社會性，特首要過問的話亦不無道理，但被責令交出報告的應該是「禿鷹」警務處長而非「唔得掂」教育局長。

逆向行權 管治潰敗

自梁振英上台後，香港妖孽橫行，荒唐事情數一晚都數唔完。歸根結底，是這個特首倒行逆施，讓社會準則大亂。社會結構分上層下層，官為上，民為下。政府擁有充足的強制手段，能夠依照法律管理整個社會、以及處分每一位市民，這是行政權力，是實質性強制性權力，是單向的、巨大的。當政府施政出現偏差或令到市民不滿時，市民沒有任何強制權力對其反制，因此，成熟社會賦予市民有針對政府的示威遊行抗議權力。

行政權力為上位者專有，批評、遊行、示威權力為下位者專有，這兩種權力產生平衡，社會才得以穩定。世界上除了屈指可數的獨裁政體，絕沒有一個正常的政府要動員市民向批評政府者示威的。也絕沒有社會組織發聲明聲討一個普通市民的，這都是上下失序的表現。如果任由梁振英的失德敗政繼續下去，香港社會的管治就會一路潰敗下去，香港人絕不會有運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