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志遠：荒誕香港 不亂來便算好官

最新的港大民調數字顯示，除特首梁振英支持率再創新低外，其餘司局級官員民望大多有較為顯著的回升。在政府施政整體毫無改善，民意仍然備受漠視下，官員民望意外回升絕非是好事，只能說明，民眾正在接受現實，對官員的期望標準進一步降低。當民眾對官員表現不存奢望的時候，只要官員沒有傳出新醜聞，工作上沒有犯明顯新過錯，便已經算得上好官。民意期望值會隨官員的整體墮落逐步被拖低，這是價值期望崩潰現象。這現象在大陸早已發生，現在，大陸民眾對為官者施政沒有任何期望可言，只要不是貪得太過分，便被視為好官。

在現時政治制度下，香港市民對政府和官員沒有制裁權，因此也喪失了監察權，這不但令到政府施政脫離民眾意願，更會侵蝕社會道德的基石。例如董建華施政失敗，卻不需引咎下台，腳痛後更上一層樓當上「國家領導人」。梁愛詩擔任律政司長時表現完全失敗，民望低到不可再低，卻官位不失，而且離任後仍然為中央所倚重，榮華富貴到死。這兩個例子，破壞了中國人「因果循環、善惡有報」的傳統價值觀，必然會毒化官場風氣，遺禍香港社會。到今日，港共特首梁振英主政，不但個人誠信有虧、施政顛三倒四，而且敗壞法紀綱常、肆意任用私人、擾亂公務員政治中立、勾結黑社會、打壓言論自由、粗暴推行中港融合計劃。其行徑已達荒謬絕倫境地，然而，香港市民依然對他無可奈何，政府中人即使心生不忿也敢怒不敢言。正氣若然不彰，邪氣必定滋生，香港官場文化不斷惡質化，強權之下，異議者只得離場，留下的都是朋比為奸之徒，不用多久，香港政府便會變得邪惡無比。

政府是社會的上層結構，所謂上行下效，上層文化對下層風氣有著極大影響。我們經常討論香港的法治，并對香港曾經有過的司法公義引以為豪，市民憂心法治的流失，痛恨對法治的波壞。但對法治遭受破壞的原因，有部份市民認識不足，筆者需要做簡單的講解。我們不需要想得太複雜，只需要關注一點，誰有權力維護法治？當然是政府！那麼，它也有權力打破法治，以大陸觀之，法治的破壞與民眾的行為、甚至與犯罪率之高低完全無關，反而是以黨代政、貪污腐化等政府權力惡質化之結果。過去，香港之所以能夠成為法治之邦，是因為有高度服膺法治精神的管治官員以及一個高效廉能的香港政府，今日，特區政府走向腐化墮落，香港法治之失色份屬必然，法治既失，人權自由也將不保，現在很多人說，香港正在沉沒，一點不假，最近，不但移民出境率大幅上升，連富商巨賈都要變賣資產、找好後路。

日前，反佔中陣營跳出了個周融「大師」，大談什麽「破窗」理論，其立論之生硬及論據之薄弱不禁讓人啞然失笑。周先生難道不知香港的「破窗」現象早已發生嗎？你看不見中聯辦在港橫行無忌、一國兩制已死嗎？你聽不到民眾輿論對梁振英政府的憤怒聲音嗎？香港原有的美好圖景正在一幅幅倒下，其中，言論自由受到的限制尤甚，主流媒體紛紛自我審查，自主編輯與自主表達的窗片逐塊被打破，周融先生，你自己不也是這當中破了的一塊嗎？

陶志遠：埃及人民為過去的專制統治還債

當埃及人民推翻穆巴拉克的時候，軍隊保持中立，因為絕大多數的埃及民眾都站在反專制、爭民主的陣營一邊，軍隊不能與民為敵。但今天，埃及軍隊對穆爾西的支持者開槍了，在筆者看來，這是非常艱難而無奈的選擇，在此事件中，埃及人民為過去獨裁統治者犯下的罪惡而還債。

穆巴拉克統治時期，對伊斯蘭宗教活動採取高壓政策，穆兄會受到暴力壓制及殘酷迫害，因此，他們與主張世俗社會的民眾無法有效融合，雖然他們在反對穆巴拉克獨裁統治的時候並肩戰鬥，但一旦勝利，埃及人民就即刻分裂成兩大極端對立陣營，兄弟會憑藉非常強大的組織能力贏得了大選，但主張世俗管治的民眾卻仍是這個國家的多數，對抗禍根就此埋下。

穆爾西上台後，推出一系列極端宗教色彩的政策，開始的時候，軍隊做了不少的忍讓，但隨著反對穆爾西的民眾走上街頭，最後出現數以百萬計的街頭集會，這個國家被徹底的撕裂了，政府與軍隊，民眾與民眾之間出現無法協調的鴻溝，國家的動盪當然無可避免。

國家民主化之路就是這樣，艱難而多變，但專制統治國家終究擺脫不了歷史週期律的宿命，民主化潮流也無法阻擋，主動去爭取或者被動地等待，社會的動盪都終將發生，人民都要付出代價，只是代價的大小有分別而已。今日中共在西藏、新疆兩地採取高壓政策對付當地人，將來，即使民主降臨到這個國度，這筆債，依然要由人民來償還，專制統治者之可惡，便在於此！

陶志遠：梁振英政府群眾鬥群眾的組織體系

陶志遠：不得不感慨現代資訊流通的發達，讓許多本來藏在冰山背後的秘密被迅速的挖掘出來，零碎的片段又可以透過網絡科技拼湊起來，還原出事物的本貌。梁振英政府群眾鬥群眾的組織體系浮出水面，所有的組織和行動都離不開一個輿論指揮中心，就是梁營巢穴一國兩制研究中心。愛字堆團體，包括沉默之聲、愛港之聲、愛港力，以及新近冒頭的香港行動、保衛香港運動、幫港發聲等打手組織，都直接或間接受制於一國兩制研究中心，因此，他們的人員是互有交集的，行動目標也極為一致：挺梁、打激、撐國教、反佔中。青關會則走另外一條線，隸屬於中共廣東維穩辦，肩負特殊任務，全力打擊香港法輪功。而地區染紅組織方面，新社聯、香港家長聯會等，也與一國兩制研究中心有長期聯繫，並且能夠協調行動。有趣的是，群眾發動起來之後，雖然能夠為當權者做很多政府機構不便出面的事情，但又未必完全可以控制，一旦失控起來，反彈力也是極為可怕的，梁振英的智囊們顯然還不是玩這套文革遊戲的高手，加上行事操之過急，這意味著失控的狀態很快就會發生，未來兩三個月，市民就可期看到梁營維穩團隊中失寵者醜陋的表演了。

陶志遠：各位不必費心了！

陶志遠：各位不必費心了！沒有可能說服民主黨并讓它回頭，三年前不可能，今天更不可能。所有批評者與民主黨的話事人都不在平行的思考軌道上。在政改議題上，民主黨比所有人更理性，考慮的更全面，它在這個位置上就必然有這樣的考量。各位不要忘記民主黨曾經是建制派的歷史，97前，他們與政府及商界關係良好，而且一直延續至今。

民主黨不是單純的反對派，它隨時可以也隨時準備著走入建制，障礙只有一個，就是中央曾經對它的戒心與敵視，現在，成功洗底了啊，與中央三年前就交過心了，至於支聯會，人哥你老人家保重啊！而且中央的防範已經轉移到激進民主派身上，標榜溫和理性的民主黨相應會加很多分吶，現在的民主黨大可以讓中央放心了。

不要驚訝於民主黨在政改上的表現，它是足夠聰明，也足夠理性的，換了是我，在這樣的位置，也很難做出不同的抉擇。一人一票選特首后，香港政壇必然重新洗牌，完全不是現在這個格局了哦。特首成為土共與財閥爭奪的獵物，這個連中央都無法控制的，一人一票哦，不比過去的小圈子選舉了，無論如何，不可能限制向來親共的兩派入閘哦，那麼，財閥與工商界要執政，自然要找代理人的，入閘之後還要夠票當選，這樣的話，那會拉攏誰呢？很自然，就是目前建制與反對兩派的中間力量，新民黨、自由黨、民主黨、公民党，得佐！特首選上後，大把政府職位開給各位出力的朋友哦。

各位說民主黨蠢，民主黨卻說“眾人笑我太癡癲，我笑眾人看不清”。民主黨的算盤可謂老謀深算了：一、不與中央反面，保持香港穩定。二、實現一人一票普選，民主向前一步。三、民主黨從此走入建制，參與管治香港。有此三利，夫複何求？至於各位民主派小盟友們，你們應該知道，政治沒有永遠的朋友、也沒有永遠的敵人“，你們將要被邊緣化的了，還想阻止我發達麼？要鬧革命，那就請便好了啊！諸君，讓我們在此分手吧，因為我有更遠的路要走！

陶志遠：民主黨方案謀殺民主

民主黨主席劉慧卿及前主席何俊仁先後拋出了特首選舉的底線方案，何俊仁講得比較直白，就是“只需要微調現有選舉委員會制度，例如降低提名門檻，確保泛民可以入閘便足夠”，現在真相大白了，兜了半天圈，民主黨心目中所謂的“真普選”方案依然係本年4月李柱銘曾提出又收回的方案。

以民主黨的提議為底線，再加上親中人士近日的吹風，不難想像民主黨與建制派妥協出以下最終方案：1、提名委員會由選委會全面過渡而成，選委會作微調，極有可能是取消公司票及適當擴大選民基礎，又或者加入全體區議員。2、獲得選委會六分一提名可成為特首候選人。3、加入中央對特首實質任命權及罷免權。4、候選人要宣誓愛國愛港，不與中央對抗。

如果此方案獲得通過，看看將來的所謂特首普選會是什麽情形：

2012年特首選舉，何俊仁獲得188張提名票，佔選委會成員約16%；而上屆梁家傑獲得132個提名，佔選委會成員約16.5%，可見，16%是當時泛民陣營的基本盤。如果民主黨方案成事，則以歷史往績來靜態推算，單一泛民候選人理論上有可能勉強獲得提名。

但是，過往的特首選舉，泛民候選人完全沒有機會勝出，因此，提名人僅僅係作一種政治表態，既不觸及延後利益，也沒有受到來自親中陣營的政治壓力。2017年實施一人一票特首普選，泛民候選人能否入閘，會直接決定未來5年香港管治權誰屬，牽涉的政治利益龐大，提名委員還會如過往般行禮如儀、處之泰然嗎？答案是很清楚的，一定不會，如果西環發功，策反三、四十票並非難事，換言之，泛民候選人能否入閘，依然掌握在強大的西環手中。

其次，泛民候選人入閘的微弱機會必須取決於整個泛民陣營的完全整合，而這種整合做到的機會高嗎？事實上是不會太高，不要認為泛民陣營一定有同舟共濟的情形出現，因為特首選舉所牽涉的不單是特首職位，還有內閣組成，還有其它更廣泛的利益，誰當上特首，都會牽連到台前台後一大班人的命途，這從上屆豬狼爭霸之激烈程度就可見一斑。到了2017年選舉，西瓜靠大邊的情形不唯獨在親中派內出現，在民主派當中也會出現，甚至出現大量原民主派人士反水的情形，所謂民主派的整合只具有理論上的可能性，而實操中卻會漏洞百出，難以成事，懸崖上的較量最終會導致民主派進一步分裂，更多人伺機投向親中陣營。

還有，選舉法中一旦把中央對特首的任命權確立起來，就會成為最後的尚方寶劍，這把劍不但能夠殺人，而且僅僅懸掛在哪裡，已經足以起到有效阻嚇作用，如果中央不喜歡的人有機會入閘，西環只要通過相關人士在社會上放些反對風聲，就足以阻止此人得到足夠的入閘支持，所謂“守尾們”實質就是“關前門”。

民主黨的方案，本質上就是為民主黨自身獨身定做的投降方案，不但讓民主黨可以在未來香港政壇發揮較大作用，還能成為民主黨向中共靠攏，走入建制的階梯。大家想想，如果民主派的唯一候選人無法整合出來，民主黨的提名委員是不是可以名正言順地參與到某個親中特首候選人的提名活動？在嗣後一人一票全民投票中民主黨更可以發揮其對選民的影響力，做一個“建設性負責任”的政黨，這樣，就可以持價而沽，通過給某人抬轎，從而在選后分到一杯羹。這絕不是筆者杜撰的陰謀論，民主黨走入建制的迫切之心路人皆知，亦有大量實例可以佐證，根本上，這個黨早已喪失民主路上抗爭的意志，打著民主派的旗號，操著建制派的心。

可見，這樣的政改方案，不但不能讓香港步上民主政治之路，而且會令反對派分化瓦解，最終，香港政壇陷入徹底的庸俗化，港人通通是演員，中共才是戲劇的編導。

陶志遠：請理解卿姐別無選擇

周二，明報刊登民主黨主席劉慧卿議員專訪，卿姐就2017年特首選舉方案表達立場，由於報導中引用原話部份較不連貫，因此，經過週三卿姐未有就相關報導發表聲明，即是默認其真確性，筆者才落筆做此文章。

明報刊文中卿姐主要提出了以下幾點：1、公民聯署提名及普選提名候選人並非方案納入的必要條件。2、只要能讓泛民入閘便可“積極考慮”。3、普選目標是投票時係普及而平等。

如果這些都是卿姐的真實意思表達，那麼就意味著民主黨的政改立場退回到曾經否認的李柱銘方案，這等於向中央釋放出等待招安信號。這種未經協商而退卻立場的做法，將會導致普選聯名存實亡。一場民主派可能的公開大分裂箭在弦上。

民主黨有如此表現，筆者并不感到驚訝，這是路徑依賴規律使然，也是溫和派最終會蛻變成投降派的又一例證。要尋找民主黨的轉變軌跡，恐怕要追溯許多的陳年舊事，本文無法一一敘說，但其關鍵的轉折點，並非很多人記憶中2010年政改方案的通過，而是2008年民主黨所確立的“有傾有講、建設性政黨”路線，這條路線的重點是積極爭取與中央對話和合作。

2010年政改方案的推動則為民主黨公開與中央接觸取得突破，否定五區公投以及贊成政改方案等於向中央遞交了投名狀，民主黨從中央頭號打壓名單中被劃去，而同時失去的是整個民主陣營的信任，這條路繼續走下去便沒有回頭的餘地。

當一個政黨放棄理想而走向政治務實路線的時候，便失去了核心凝聚力，作為黨首，劉慧卿議員要協調黨內關係恐怕比梁振英管治香港還要困難。如果說劉慧卿或何俊仁投了共，筆者是不會相信的，但是，如果說民主黨核心已經被中共滲透，筆者則深信不疑，這就可以解釋去年黨首選舉爲什麽卿姐會匆忙上陣，而單仲楷意外落選的原因。而民主黨內還有許多成員是騎牆派，這就足以令到未來的政改方案表决時民主派的所謂否決權將會失守，如果民主黨不能儘快與中央達成方案的協調，這些人在明年年中之前就極有可能退黨，然後與建制派一起讓政改方案通過。

因此，卿姐別無選擇，或者說民主黨別無選擇，目前唯一避免黨內重大分裂的方法就是與中央談成一個方案，讓民主黨仍然可以頂著民主派的帽子，順利地過度到2016年立法會選舉，至於這個方案是否是真正意義上的普選，已不是首要考慮。

其實，在意志上民主黨的大佬們早已對2017年改朝換代不存厚望，以政黨目標來說，只需要做個推動政治改革的形式出來，對社會及支持者有所交代，同時，透過擔當主要談判者的角色能夠保持香港重要政黨的地位，如果政改方案能夠讓自己推選的候選人參與特首角逐，進一步提振自身政黨聲望，那已是喜出望外。也就是說，即使去選，也沒有打算會贏。因為，他們的基本政治認知已經定格在兩點：1、信奉司徒華的“狗頭不動狗尾就不可能動”。2、民主黨不能做影響香港社會穩定的罪人。

中國傳統思想是中庸之道，一旦有些家業，是很難敢於去冒險的，民主黨是打定了主意，將香港的棘手政治難題交給更有智慧的下一代去處理了，結果，這個想法與中共和建制派不謀而合。

現在，對於中央來說，推行假普選的難題絕不在立法會，那是他們胸有成足的主場，他們所顧忌的是香港市民的反對聲音，尤其是主張進步民主路線的一群，8月4日旺角街頭的一幕相信會給中央留下深刻印象，他們知道香港的年輕人非常躁動，不好擺平，如果弄得不好，香港就會出大亂子。

還有一個擔心就是幾位不知天高地厚的書呆子，因為他們竟然要號召香港市民去佔領中環，如果成事，那還得了？當然，民主黨會幫忙把佔中的可能性減低一半。但是，還得有些更可靠的打壓手段，最好就是將之消滅在萌芽狀態。如果形勢的發展並不樂觀，那麼，就政改方案做出某種程度的讓步也是中央不得不考慮的選項，因此，建制派一方，紅臉也好，白臉也好，都是有人唱的，只是一點，絕不會輕易給出具體價碼，政府方案的出臺，還是要盡可能的拖後，以便有足夠時間進行統戰運作。

有趣的是，曾鈺成以及吳建民這幾個擁有超然地位的老左，神奇的唱出了一些似乎不在中央計劃內的調子，這是一種古老信念的絕唱呢？還是對宏大歷史進程的判斷？這一點，筆者還沒有答案，各位以為呢？

陶志遠：簡單認知不能解釋複雜世界

今天，林超榮在評台有篇文，題為《街頭謾駡，政治包裝》，大意是指林慧思老師不應進入警方封鎖線， 有如行人不應衝紅燈一樣，都是常識，因此，一定是林老師不對。林先生最後有句話是這樣說的：“一個教師講粗口有無問題，我覺得好有問題，不是講粗口，而 是，一個成年人不能用最佳方法面對問題，竟然用上最惡劣的方法，把事件弄到不可收拾，未能正己怎可以正人。”

林先生的觀點，筆者實在不能苟同，先說個小故事：在我讀中學的時候，鄰舍有對父子，父親霸道，兒子倔強，因此常有爭論。其中一次談到關於水的話題，父親說 “水總是由高處向下流的”，兒子不同意，認為水亦可以從低處向上流，雙方爭論熾熱，各不相讓，最後，父親狠狠地打了兒子一頓。過幾天，兒子從學校帶回一段 小塑膠管，用一隻水桶裝滿水放在地下，將一隻玻璃杯放在桌上，然後將小塑膠管灌滿水，一頭插到水桶裏，一頭將水釋放到玻璃杯中，水真的向上流起來了，在事 實面前，父親滿眼淚光，為錯怪兒子感到羞恥。其實，這是物理學上的虹吸現象。

我不知道林超榮先生有否如故事中哪位父親般認知古板，但對林老師事件他確實採用了簡 單的認知來解釋複雜的事情。林先生為自己的論述設定了前提，就是假設警察的執法是公道的，因此推斷出一個結論：林老師或其它路人不應過問警察的執法行為。 我想問林超榮先生一個問題：如果你在街頭看到警察對已經被制服的疑犯拳打腳踢，你會不會上去跟警察理論？如果別人挺身而出，你會不會認為他做得不對？林老 師的事件與這個例子是一樣的，她踏進封鎖線并與警方理論，是因為她對警方處理青關會騷擾法輪功的手法感到不滿。很明顯，林超榮先生的邏輯是行不通的。

關注一個社會事件，不應只抽出其中一個鏡頭，而應該審視整個事件發生的過程始末，瞭解前因後果，才有可能做出客觀公正的評價。林超榮先生很明顯連一些基本 的事實都沒有搞清楚，他文中說：“為何只有她一個人衝入封鎖線，其他市民不會”，事實係，當時進入封鎖線的路過市民遠不止林老師一人，在旁鼓噪的更數以十 計。

林超榮先生又說：“我不是撐警方，即如我們在街上拍戲，也不希望市民衝入鏡頭之內。我們無暇解釋，只希望互相尊重”。那麼，請林先生明天帶隊到旺角行人區去試試，看看有沒有人闖入鏡頭，看看你們需不需要做出解釋，如果不解釋又會有什麽後果。


http://www.pentoy.hk/時事/香港政治/mpforum2013/2013/08/07/林超榮：街頭謾罵，政治包裝/

陶志遠：李偲嫣係乜水？“香港家長聯會”係乜水？

最近，有位叫李偲嫣的女士非常活躍，經常出席各種公開論壇及接受媒體訪問。反同志平權見到她，撐國教洗腦見到她，反佔中又見到她，筆者在網上找尋了一些李女士的影像資料，觀察其言行舉止，產生滿肚疑惑，此人既不像專業人士，也不像學界朋友，更不似做過公共服務工作或者從事過社會活動人士，因為她對這些全無概念，不客氣地說，給我的印象就是一個普通師奶，但何以頂著一大堆的頭銜，四處招搖呢？

再找了些資料，終於有些眉目，果不其然，李女士其實就是一個專職師奶，（呵呵，今時香港不得了，師奶也瘋狂哦！）她兒子曾就讀於李國寶中學，因此熱心社交的劉師奶（李女士夫家姓劉）就參加了李國寶中學家長教師會，後來更當上了主席一職，但尋查到2012年12月的通告，李國寶中學家教會主席已經易人，改由芩姓男士出任，據查，劉師奶之子去年已經中六畢業，離開該校了。

李偲嫣女士的另一個頭銜係“油尖旺區家長教師會聯會有限公司”會長，現在是否仍擔任此職不得而知，有媒體登載李女士為“十八區家長教師會聯會”會長應是錯誤資料，從該會網站資料看，聯會是聯誼性質，非常設機構，根本沒有管理架構及會長職務。

好了，最困惑的就是所謂“香港家長聯會”這個物體了。從網上根本找不到任何相關資料，什麽時候成立？由什麽人組成？有哪些屬會？一概欠奉，只知道李偲嫣女士自稱是該組織會長。

本來，香港地各種組織多如牛毛，並無仔細考究的必要，但是，這個所謂“香港家長聯會”就有所不同。首先，在名稱上，”香港“的冠詞代表範圍極廣，有代表整個香港的意味；”家長聯會"這個詞更加不得了，從20歲到100歲，幾乎人人都有可能是家長，這個代表性就更加廣泛了。其次，李女士最近以“香港家長聯會”會長的身份出席并參與了一系列香港社會的焦點事件討論，動輒代表所有香港家長來發言，影響力巨大，如果不澄清其身份就很容易引起社會誤會了。

大家不要小看這個組織名稱，很多記者都是搞不清楚，以為“香港家長會”是一個大型機構，如果叫“689家長會”，恐怕就沒有多少人有興趣去採訪她的意見了。

無可否認，李偲嫣女士是一位非常熱心和出位的家長，一般的香港人都比較本分和低調，家長身份往往只會在自己兒女教育或者出席學校活動時體現出來，李女士卻把它做成了職業，做成了事業，而且頭銜弄得一個比一個大，也是香港奇談一樁，背後有什麽推動力，旁人不得而知。

大陸造假風氣很盛，幾乎滲透到社會的各個方面，因此臭名遠播全世界，我們不想香港變成這樣，就很有需要堤防大陸劣質文化的入侵，家長會打假，看來已經刻不容緩。

陶志遠：香港不能管治的真正原因是什麽？

沒有揭示深層原因的技術性分析歸根到底是垃圾分析，這種所謂論政往往推導出極為荒謬的結論，王永平此文便是一例。

我不明白王前局長爲什麽要用如此冗長的文字來說明幾個極為簡單的問題，概括全文，論點就是三句話：1、特首及主要官員任免權力錯配，導致無法有效問責。2、普選不是解決特首施政難的靈丹妙藥。3、為官者要有五個基本認知（全是阿媽係女人之類）。

而王局長此文背後的含義亦再明顯不過，就是為張曉明所謂“中央要確保對香港權力‘論作辯護，為未來特首普選方案加入中央實質任免權做宣傳，跟方志恒這種混蛋學者的調調如出一轍。

中央如果有權隨時任免特首，香港將死得更快。英人治港與中共治港的差別在於這兩個統治集團有著本質差別，民主制之英國人不會胡來，獨裁制之中共則只會有幾 胡來就幾胡來。就好比兩個老竇，一個是正義警察，一個是下流地痞，兒子聽老竇話，一個就健康成長，另一個就早晚仆街。如此顯淺的道理，王局長豈會不識？

普選固然無法解決特首獨立施政的問題，因為無論誰當選，都擺脫不了中共魔爪，但實現普選，起碼讓香港的政治生態確立“民本位”的框架，當選的特首不會肆無 忌憚如梁振英一般結黨營私，厚顏無恥。在中共主宰之下，香港實在不可能有什麽長治久安之計，有如曾俊華最近暗示，他個人也好，香港也好，現時只能舞“守勢 劍”，中共一日不死，香港守得住已有之核心價值已屬萬幸。在一國兩制框架下，香港深層次矛盾根本無解。

至於王局長提到的五點管治認知，我可以寫包單無論董建華、曾蔭權、還是梁振英，他們個個都懂，而且，我還認為他們的個人能力全都不會輸給歷任港督，之所以 做不好，實在係所謂一國兩制偽體制之下，在香港為官，根本不能有獨立意志，當年陳方安生能力如何？還不是要劈炮唔撈？在中共強大勢力左右下，在中共玩弄以 夷制夷權術，刻意分化香港人的背景下，誰不跟著中共之笛音起舞，誰就沒有運行。

所以，王局長此文，講的基本都是廢話，如此視野境界論政，完全可以收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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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永平 為何中國人治港比不上英國人？

寫這篇政治不正確的文章，是想較詳細地回答一位內地朋友的疑問。他說，為何在英國殖民管治時代，港人貼貼服服（其實不是完全正確），回歸後，特別是最近一 年，民情躁動，特區政府舉步艱難、動輒得咎？是否英國人有一張管治香港的秘方，故意不留下，令回歸後的管治架構，徒具軀殼、沒有神髓？

這個疑問，較獨沽一味指責港人懷念英國主子、不願愛國的批評客觀。最有資格回答這個疑問的人是上任特首曾蔭權，因為他在殖民政府期間，從行政主任做起，一 直晉升至財政司長，回歸後再升上政務司長，然後當上特首。可惜，像董建華一樣，他不能體現當年鄧小平收回香港時的豪言壯語：「英國人做得到的，中國人也能 做到，而且比英國人做得更好。」

不少人把中國人特首不能比英國人港督做到更好、甚至不能管理好香港的原因歸咎於香港沒有普選。加入標榜「沒有普選、特首難為」這個民主行列的最新成員竟然 是根正苗紅、愛國愛港的立法會主席曾鈺成，我當然同意不是一人一票選出來的特首背負著沒有認受性的原罪，而這便成為反對派不斷攻擊他的原因。但普選特首以 及全體立法會議員是遠水不能救近火的解決方案。曾主席沒有解釋為何不講民主、直至香港前途底定後才推行「代議政制」的港英政府及遙遠控制的英國以往可以在 香港有效施政，而高度自治、港人治港的特區政府在回歸十六年後卻令市民怨聲載道？讓我在下面嘗試局部解開這個謎團。

我認為分析港英政府成功管治之有五個基本認知。第一、制度完善當然非常重要，但大海航行靠舵手，操控制度的領導是否有能力，包括在關鍵時刻作出果斷的決定 同樣重要。第二、即使制度的根本毋須改變，但因應外面或內部環境改變而作出適當修改或調教卻必須經常去做。第三、在沒有民主（或充分民主）的情況下，政府 需要加倍重視、聆聽、包容、甚至盡可能接納批評政府的民意，求同存異、減少對立。第四、在處理社會矛盾時，政府必須體諒相對弱勢的社群。對他們說富人與窮 人須一視同仁是宗教式的博愛，卻是政治現實的致命毒藥。第五、管治需要威信，政府有權不等於可以發威，政府是否可信，由市民決定，不是靠官員自吹自擂。

在殖民地時代，英國派來的港督擁有近乎獨裁的管理香港權力。在基本法下，特首的權力跟以往的英籍港督有過之而無不及。在香港領導班子的委任上，回歸前很多 年，英政府已經放手讓本地公務員按嚴謹、論才不論背景的制度晉升到司、局長，只保留最關鍵的職位，例如保安局長、律政司長由英籍人士擔任至回歸前夕。回歸 後，中央政府行使主要官員的實質任命權，而2003年推行的問責制更確立領導班子與公務員隊伍分家。每名包括司、局長的主要官員在港人眼中是得到中央政府 百分百認可。換句話說，假如在港督治下的一名主要官員力有不逮或惹起民怨，英政府只能提點港督處理。但在特首治下，中央政府在這類事件上有實質責任作最終 決定（不決定也是決定）及為此承擔政治後果。

另外一個區分涉及回歸前後、高度自治之上的兩位太上老君。英國和中央政府都有權力罷免管治香港的最高領導。回歸前，港督沒有固定任期。只是有需要，英政府 可以隨時替換港督，不會在香港引起重大的政治回響。回歸後，特首按基本法產生，由中央委任，為期五年。期間假如中央因某些原因考慮換人，會比以往英治時多 了三重顧慮。一是換人必然在香港導致複雜的政治反響（包括中央是否向反對派「示弱」或者從善如流；中央是否破壞一國兩制、未來香港會否更難管治等，不能在 此細說）；二是什麼人可接任特首職位；三是在位的特首會否聽從離職指示或依法力爭。我不是在這裏建議中央考慮對特首行使罷免權，而是想指出這個以往英國政 府在有需要時要做便做的政治動作，對今天同樣擁有最終管治香港權力的中央政府卻是件費煞思量的政治難題。

根據上述分析，我們便可以從近年特區政府管治無方的眾多例子中，否定「沒有普選，特首難為」這個簡單結論。例如，我提過行政會議在協助政府施政的重要角 色，亦指出特首在基本法下有全權委任或罷免行會成員，確保他們與政府「同聲同氣」。曾蔭權任特首時，行會召集人梁振英獨立不群，為民請命，令曾特首不能立 威。無論是誰之過，類似情況不會在殖民時代發生。行會成員變為政治評論員的現象在梁振英任內發揚光大，而惹市民非議的成員又可以長期放假。這對特首和政府 的管治威信造成一沉百踩之弊。又以最近陳茂波事件為例，在英殖時代，港督豈會容許這件嚴重影響政府威信（不論陳是否無辜）的醜聞不斷擴大，而英政府又不加 提點？再舉一例，在殖民時代，只要不是倡議「造反」，任何批評意見政府都會仔細考慮，甚至行政吸納異見者。今天的特區政府是否這樣做？

陶志遠：死豬不怕滾水燙

囤地波事件燒到沸點，梁振英及各特區政府民望不斷創出新低，因此，坊間憑過往經驗普遍猜測陳局長會很快下臺，以稍消解民憤，但現實卻相反，梁振英及其政府不但無意讓陳茂波迅速下臺，反而做出硬撐姿態，試圖混蒙下去，為何有此政治反智現象呢？

這好比一個賭徒，本錢全部輸光，兼且借下巨額貴利數，到了這個境地，什麽資產安全，什麽親友勸告，什麽身份形象，全可拋諸腦後，唯有繼續豪賭下去，在精神上保持尚未失敗的感覺，套句俗話叫死豬不怕滾水燙。

爲什麽中央也沒有出手的跡象？因為它自己都遇到同樣的狀況，近期有觀察大陸時局的朋友不難發現，中共當局遇到的麻煩比香港還大。經濟上有撞牆的危機；政治上黨內鬥爭不斷，黨外反體制聲音高唱入雲；民生不斷惡化，社會壓迫事件層出不窮，全國各地民怨鼎沸。面對如此爛局，當權者的管治越來越荒腔走板，只剩得高壓手段，這正是歷朝歷代末日之像。

97之後，中共治港是政治上不爭的事實，中央不但為香港欽點領導人，而且其管治理念也同步輸入到香港。中央領導人較開明時，香港特首也跟著開明；中央領導人較保守時，香港特首也跟著保守；甚至中央領導人粗鄙暴戾時，香港也會出現一個粗鄙暴戾的特首。

再回到梁振英的盤面來做分析，不讓陳茂波下臺，固然要面對強烈的批評，而讓陳茂波下臺，同樣會是滅頂之災。一來，陳所犯之事，梁有用人失察之過；二來，陳被指責最多的是誠信問題，這也是梁自己的死穴，一旦陳負荊下臺，梁又豈有臉面高居廟堂？橫豎都是無法在道理上講得通，還不如以不變應萬變，死撐到底，胡混一天算一天。反正，這與大陸的大氣候不期相通，近幾年，手腕強硬的地方官員大多得到晋升提拔，人民憎恨這些蠻橫無理的官員，但中央卻視為忠誠體現，這對梁振英未嘗沒有啓發作用。

坊間近期亦興起對替換特首的所謂Plan B的談論，其實，大多是出自無從稽考的耳語傳聞，與現實發展毫無契合之處。以筆者觀察，所謂的Plan B現階段根本不存在。一來，中共確實有一個Plan A，就是扶持自己友梁振英上臺，并透過政府內部、立法會、社會各階層的各種滲透力量，打一場大會戰，從根本上改變香港的政治文化及政治生態，這是長期的苦心經營，豈會輕易改變？二來，就算讓梁振英下臺，也沒有適當的人選來主理目前亂局，亦可以說，這個亂局不是換人就能化解得過來的，而且，共產黨一貫善於火中取栗，以張曉明之流的毛式思維，香港暫時有點亂未必是壞事。換掉梁振英，局面只會更亂，因此，在香港問題上，中央的主義也是一句話：死豬不怕滾水燙。

所有無謂的猜測都可以收皮了，香港人要面對現實，香港確實走進一個新的時代，一個紛亂不止的時代，香港人沒有太多的選擇，除了走路，便是抗爭。

陶志遠：莫讓香港警譽一朝喪

日前，就旺角街頭警民語言摩擦事件，香港兩個警員協會分別發表聲明，力撐當事警員并指責捲入事件的女教師，這到底是為警員打氣還是為警隊護短？

綜合多方資訊，有幾個事實可以澄清：1、女教師有用”公安“、“八公”、“八婆”、“What the fuck"等情緒化語言質罵警員；2、在女教師質罵前，有男警員用粗暴態度對待該女教師的合理質疑，并威脅可不做解釋而拘捕該位女教師。3、事件的起因是青關會騷擾法輪功人員正常活動，警方處理手法遭到在場群眾的普遍質疑，質罵警方的不止女教師一人，而是數以百計的路人，也可以說，在事件現場青關會與警察犯了眾憎。

”警惡懲奸、除暴安良！“是市民心目中期盼的警察形象，也是許多青年朋友有志加入警隊的精神動力。但今日之香港，昔日的警察故事似乎正在變質。以青關會為例，一個為針對法輪功而成立的組織，刻意撩事鬥非，並且多番採用暴力手段製造爭端，警察卻奈其不何。青關會為何受到如此”禮遇“？這到底是執法有盲區，還是有體制力量背後撐腰？如果警察真的能夠恪守政治中立，凡事以法律為唯一準繩，這班暴力團夥豈能橫行一年有餘而不受制裁？一個《公安條例》第十八條，已經可以就青關會公共場所騷擾他人而將其告到甩褲。警察事實上是不作為，這是平庸之惡，做了壞人的幫兇，還有何臉皮發表什麽聲明？

社會有正氣，警察打擊犯罪就會有底氣，有關心社會的正義市民援手，警察辦案就會事半功倍。只要願意多方面收集資料就不難發現，林老師就是一個有正義感的良好市民。在學校，林老師持重敬業、誨人不倦，其事蹟近日港台節目有報導；在社會，林老師關心社群，積極參與公民活動。這樣一個人，本來應該是警察的好朋友才對，爲什麽現在警察要將她推到對立面呢？到底是警民溝通出現了問題？還是警隊自身在向邪惡靠攏？

不要以為警察是紀律部隊，就天生的代表著正義，翻閱中國及香港的歷史，也可以看看大陸的現狀，很多時候，警察只是獨裁政權的幫兇爪牙，為民眾所不齒，為歷史所唾駡。缺失正義支柱，警察的執法就失去正當性，人民就有權利去挑戰它，甚至將黑暗政府與其爪牙一起埋葬，這是歷史的必然規律。

香港警察的聲譽在六、七十年代以前因貪腐而受到嚴重損害，後來經歷港英政府的大力整頓以及兩三代警員的集體努力才能有今日的成果，可謂來之不易。但是，”栽樹十年毀樹一朝“，一個港共梁班子就可以把成個香港政府管治文化完全敗壞；而一個舔共禿鷹曾偉雄亦可以讓整個警隊亂作一團、聲譽掃地。作為警員，只要你還覺得自己要為香港好，為香港市民好，就要認真的思考一個問題：在這個黑白顛倒的混沌時局下，該如何自處？

陶志遠：李氏自撤力場，不戀發迹地

近四十年之香港，無疑是商家佬發迹之風水寶地，自由港政策卵翼下，經歷七八十年代加工業鵲起，八九十年代英資撤退留下之真空，持續二十多年的北上淘金潮，以及香港高地價政策所支撐的地產業繁榮，一波又一波的商業黃金大潮，為進取有為的本地及外地華商提供施展舞臺，造就了諸多世界級華人富豪。而天下之大勢，有起必有落，有盛必有衰，今日之香港，紅利似乎用盡，勢頭有急轉直下跡象，對於未來，普通人只能隨波逐流，富商巨賈則可有截然不同選項。

「李氏力場」據說能成功攔截颱風，這說法實在無從考證，但以之映射李氏家族對香港社會及政商界的影響力，卻又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因而此說得以廣泛流傳。香港是李氏王國的發迹地，李家生意在此經歷風風雨雨，長成參天大樹。香港這個地方，迄今為止一直可謂李家的福地，但古語說得好，花有開與敗，萬物有盡時，當運勢轉變的時候，留戀迤邐風光，還是拋棄潛在危城，需要考驗決策者的大智大勇。

談到李嘉誠，不能不想起另一個響噹噹的名字--林紹良。他是97年前連續十幾年的華人首富，曾經做著一國之內幾乎無人可與競爭的生意，他壟斷了印尼的麵粉生意及水泥生意，號稱“丁香大王’、”麵粉大王“、”地產大王“、”金融大王“，當時風頭之勁，環顧整個東南亞，可謂一時無兩，但98年印尼政壇風雲咋起，蘇哈托統治時期宣告結束，令到林氏家族財富一落千丈，幾乎毀掉大半壁江山，商業與政治之密不可分，此為殷鑒在前。

近年，李家頻繁大手筆投資海外市場，資金目的地以法制健全的歐美國家為主，大家都知道，單從盈利前景考量，舍新興市場而取成熟市場，可謂舍厚取薄，但是，做生意的機會與風險總是相伴相生，當投資額巨大，投資回報週期很長的時候，商業以外的風險就會凸顯，成為最需要考慮的因素。例如在中國大陸的投資，李氏一直採取較為審慎的做法，并不是大陸的錢不好賺，而是大陸缺乏良好的法治環境，如果想賺大錢，必然產生與大陸官場千絲萬縷的枱底關係，把柄自然為人掌握，一旦有事發生，連人帶生意，整個將你連根拔起，不可謂不凶險。

生意之道，即使本錢再大，人身總比本錢更重要，當擁有的財富已成天文數字的時候，追逐財富值的增長已非首要目標。

而在香港本地，李家長期把持這個地頭，但回歸16年后的今天，世易時移，紅色資本實力日益強大，其侵略慾望更非昔日可比，對於它們來說，最大的地頭蛇便是最大的攻陷目標，它們不但要在香港做生意，還背負著不宣於口的政治任務，阻其發達等於與其為敵，有怎樣的後果實在難以逆料。以李家嗅覺之靈敏，恐怕比別人更能體會其中三味。

做大生意，不能沒有全局視野及歷史視野，不可計較一時之得失，當勢不在己的時候，主動撤離，空出曾經呼風喚雨的自家地盤，將資金轉移到較安全的地方，避開動盪漩渦，留待新的機會，再上演一出歸去來兮，也還不遲。

李氏自撤力場，象徵著一個時代的結束，也象徵著一個時代的開始。但是，面對這個轉變，未必需要驚喜，對香港人來說，福焉？禍焉？有誰能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