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蔭權連番扭計遭中央冷落
胡圖著述 9-9-2010
9月6日深圳特區30年慶典，胡錦濤親自南下主持，並且借機高調接見香港富豪李嘉誠，相比之下，最近歷經政改和菲律賓人質事件兩件大事的特首曾蔭權備受冷落，個中原因，耐人尋味。
曾蔭權特首任期的表現，雖則處處小心，謹慎遵從中央意旨行事，但由於自身經歷所限，思維模式和處事手法始終與中央不合河車，雖以中央馬首是瞻，但積極主動欠奉，每次遇到棘手問題，總是不能自行解決，令到中央頗爲惱火。故此，曾特首上臺后，與中央的關係一直不溫不火，難有突破，上京的小報告多如雪片，這個特首越當越不是味道，曾蔭權早就有點意興闌珊之像。
香港政改議題是曾蔭權最頭癢的一件事，自從中央兩度釋法后，等於給香港2012年政制向前走関死了大門，但政黨和民間對政治民主化的訴求卻毫無減弱，曾蔭權夾在中間，動彈不得，可說是受盡夾板氣。一來，政改方案不能挑戰中央的權威，二來，一旦政改方案不能通過，曾蔭權就會成爲各方箭靶，伺伏四周的力量乘機發難，曾蔭權想挨到2012年順利下車都有困難。在此情形之下，曾蔭權多番考慮后兵行險著，大搞“起錨”和曾余辯，各方猜測不透曾的用意何在，其實曾蔭權有兩重意思，第一，表明推銷政改方案沒有偷懶，即使方案最後不能通過，也是責不在我，第二，以民意逼迫中央，“拿！你都看到甘多人反對啦，唔係我冇做野啊。”最後一刻中央決定接受民主黨方案，與此可謂不無關係。曾蔭權雖然逃過危機，但與中央的心結卻又加一層。
最近的菲律賓人質事件，港府採取積極態度，曾蔭權更加是落足功夫，表演七情上面，這與中央力求低調處理的出發點大大偏離。加上港府在事發后一天即決定特區下半旗志哀，明顯與中央欠缺溝通，當日的現場直播，看到政府總部面前特區旗幟徐徐下降，國旗就高高飄揚，如此騎呢畫面，令觀者浮想聯翩，這當然會招來中央的不快。
中央對曾蔭權滿意也好、不滿意也好，出於政局穩定需要，都唔會影響曾蔭權做埋個年把時間，但曾對接任班子的建議權就要打個很大的折扣了，如無意外，曾俊華絕無可能被列入中央的考慮範圍了。
2010年9月11日 星期六
CCTV新聞聯播溫傢寳排名出現異動
CCTV新聞聯播溫傢寳排名出現異動
胡圖著述 11-9-2010
在中共的政壇，排名歷來十分講究，規例一出，官方媒體是絕對不可以有絲毫的偏差的。現時9位中共政治局常委的排名順序是胡錦濤、吳邦國、溫傢寳、賈慶林、李長春、習近平、李克強、賀國強、周永康。
但從9月初開始，CCTV新聞聯播多次出現報道賈慶林活動的新聞出現在溫傢寳之前，而且並非臨時插播的原因，這在中共建國以來的中共喉舌中是極爲罕見的，難道預示著一些什麽？
中共十七屆五中全會將於下月召開，按照慣例會議要審議《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是對國務院工作的一次黨内大審閲，而且議程會涉及到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央軍委、以及國務院各部委人事的調整，在這個敏感時刻，各個政治山頭的路綫鬥爭和權力爭奪自然十分激烈。
今年的情形與過往有很大的分別，國務院、政治局、乃至政治局常委内部的派系爭鬥越演越烈，並且一改過往的謹慎做法，越來越呈現公開化的趨勢。近兩年，胡錦濤通過與溫傢寳的合作，並且有親信李源潮掌控著中央組織部，大量的安排團派人物出任省部級領導職務，以至明顯招來其他派系的強烈不滿。
去年下旬，薄希來依仗太子黨的特殊護身符，敢于在重慶高調展開唱紅打黑運動，讓重慶頓時成爲北京以外的另一個政治話題中心，這可以説是打響了向胡溫叫板的第一槍。
最近，政治局常委當中，公認的江派勢力賈慶林、李長春、周永康等人有很強烈的反撲跡象，尤其是主抓宣傳、一貫較爲低調的李長春，近來通過中宣部連番操作，更有在關鍵時刻全力發功的味道。這種打破中共内斗潛規則的做法，猶如骨牌效應，一旦有人首先發動就會不可收拾。當今中共的内部，已經沒有超級政治強人壓陣，山頭林立之下，政治冒險主義會不會像雨后春筍一般，政壇急風驟雨的變化快得讓所有的人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呢？
胡圖著述 11-9-2010
在中共的政壇，排名歷來十分講究，規例一出，官方媒體是絕對不可以有絲毫的偏差的。現時9位中共政治局常委的排名順序是胡錦濤、吳邦國、溫傢寳、賈慶林、李長春、習近平、李克強、賀國強、周永康。
但從9月初開始，CCTV新聞聯播多次出現報道賈慶林活動的新聞出現在溫傢寳之前，而且並非臨時插播的原因，這在中共建國以來的中共喉舌中是極爲罕見的，難道預示著一些什麽？
中共十七屆五中全會將於下月召開，按照慣例會議要審議《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是對國務院工作的一次黨内大審閲，而且議程會涉及到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央軍委、以及國務院各部委人事的調整，在這個敏感時刻，各個政治山頭的路綫鬥爭和權力爭奪自然十分激烈。
今年的情形與過往有很大的分別，國務院、政治局、乃至政治局常委内部的派系爭鬥越演越烈，並且一改過往的謹慎做法，越來越呈現公開化的趨勢。近兩年，胡錦濤通過與溫傢寳的合作，並且有親信李源潮掌控著中央組織部，大量的安排團派人物出任省部級領導職務，以至明顯招來其他派系的強烈不滿。
去年下旬，薄希來依仗太子黨的特殊護身符，敢于在重慶高調展開唱紅打黑運動，讓重慶頓時成爲北京以外的另一個政治話題中心，這可以説是打響了向胡溫叫板的第一槍。
最近，政治局常委當中，公認的江派勢力賈慶林、李長春、周永康等人有很強烈的反撲跡象，尤其是主抓宣傳、一貫較爲低調的李長春，近來通過中宣部連番操作，更有在關鍵時刻全力發功的味道。這種打破中共内斗潛規則的做法，猶如骨牌效應，一旦有人首先發動就會不可收拾。當今中共的内部，已經沒有超級政治強人壓陣，山頭林立之下，政治冒險主義會不會像雨后春筍一般，政壇急風驟雨的變化快得讓所有的人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呢？
是誰忽悠了胡錦濤？
是誰忽悠了胡錦濤？
胡圖著述 10-9-2010
每年的9月10日是中國内地的教師節，9月8日新華社發出一篇題爲[胡锦涛：牢牢把握党对学校意识形态工作主导权]的文章，全文刊發胡锦涛7月13日在全國教育工作會議上的講话，此文在網上廣泛轉載，受到網民一邊倒的冷嘲熱諷。如果仔細閲讀全文，主要是連篇累牘地談論關於教育工作改革的問題，新華社文章的標題只不過是取自文章后部不起眼位置中的一句話，在中國國内的政治術語當中，這只不過是例行官話，並沒有什麽特別的新鮮意涵，但如果把這句話作了標題，情況就大不一樣了。在教師節前夕，採用這樣的標題登出文章，難道是送給教師們的一份節日賀禮？顯然不會得人心。
最近，這樣的事情發生已非一次，與此類似的還有8月15日為陝西舟曲泥石流災害而舉行的全國哀悼日，人民日報版頭全部套黑，但頭版頭條卻刊登了胡錦濤接見某團體的笑臉照片，氣氛形成鮮明對比。
還有，8月中下旬，胡錦濤在中央政治局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政治學習會上的一篇講話，被中宣部喉舌引用為“反三俗”而發起一場運動式的大討論，之後更被人有組織、有預謀地借此高調打壓在内地深受草根階層歡迎的相聲演員郭德剛。現在，所謂“反三俗”又變得虎頭蛇尾，不了了之，這無疑對胡錦濤的威望有損。
種種跡象表明，有人或有某股勢力在背後推動中國普通民衆對胡錦濤的反感情緒。那麽，誰敢這樣做呢？有沒有可能這樣公然給胡錦濤下絆鈎呢？如果對中共多年來政治舞臺的演變作過認真的觀察，那麽你會發現，胡錦濤的權威受到半公開的挑戰一點都不奇怪。江、胡以來，一言九鼎的強人政治時代已不復存在，老一輩權力核心退而不休，政治山頭越拉越多，隨著經濟利益滲透進政治領域的角力，各種政治力量的鬥爭日趨激烈。
政圈中流傳著這樣一種説法，現在政治局常委當中，誰也搞不倒誰，無論誰倒下都會掀起一大片，中共無法承受這種強烈震蕩的衝擊，因此只能維持一種恐怖平衡的狀態。既然沒有了必然的頭頭，那麽，誰也不服氣誰，鬥爭自然就愈演愈烈。
中共常說，堡壘總是在内部被攻破的，未來幾年中國政壇的發展，將由此開始進入一個混戰時代，如何往下演變？會不會導致軍事力量介入國家政治？會不會回到兵荒馬亂的年代？普通國民只能無奈地觀望了。
胡圖著述 10-9-2010
每年的9月10日是中國内地的教師節，9月8日新華社發出一篇題爲[胡锦涛：牢牢把握党对学校意识形态工作主导权]的文章，全文刊發胡锦涛7月13日在全國教育工作會議上的講话，此文在網上廣泛轉載，受到網民一邊倒的冷嘲熱諷。如果仔細閲讀全文，主要是連篇累牘地談論關於教育工作改革的問題，新華社文章的標題只不過是取自文章后部不起眼位置中的一句話，在中國國内的政治術語當中，這只不過是例行官話，並沒有什麽特別的新鮮意涵，但如果把這句話作了標題，情況就大不一樣了。在教師節前夕，採用這樣的標題登出文章，難道是送給教師們的一份節日賀禮？顯然不會得人心。
最近，這樣的事情發生已非一次，與此類似的還有8月15日為陝西舟曲泥石流災害而舉行的全國哀悼日，人民日報版頭全部套黑，但頭版頭條卻刊登了胡錦濤接見某團體的笑臉照片，氣氛形成鮮明對比。
還有，8月中下旬，胡錦濤在中央政治局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政治學習會上的一篇講話，被中宣部喉舌引用為“反三俗”而發起一場運動式的大討論，之後更被人有組織、有預謀地借此高調打壓在内地深受草根階層歡迎的相聲演員郭德剛。現在，所謂“反三俗”又變得虎頭蛇尾，不了了之，這無疑對胡錦濤的威望有損。
種種跡象表明，有人或有某股勢力在背後推動中國普通民衆對胡錦濤的反感情緒。那麽，誰敢這樣做呢？有沒有可能這樣公然給胡錦濤下絆鈎呢？如果對中共多年來政治舞臺的演變作過認真的觀察，那麽你會發現，胡錦濤的權威受到半公開的挑戰一點都不奇怪。江、胡以來，一言九鼎的強人政治時代已不復存在，老一輩權力核心退而不休，政治山頭越拉越多，隨著經濟利益滲透進政治領域的角力，各種政治力量的鬥爭日趨激烈。
政圈中流傳著這樣一種説法，現在政治局常委當中，誰也搞不倒誰，無論誰倒下都會掀起一大片，中共無法承受這種強烈震蕩的衝擊，因此只能維持一種恐怖平衡的狀態。既然沒有了必然的頭頭，那麽，誰也不服氣誰，鬥爭自然就愈演愈烈。
中共常說，堡壘總是在内部被攻破的，未來幾年中國政壇的發展，將由此開始進入一個混戰時代，如何往下演變？會不會導致軍事力量介入國家政治？會不會回到兵荒馬亂的年代？普通國民只能無奈地觀望了。
先予后取胡主席老點李主席
先予后取胡主席老點李主席
胡圖著述 8-9-2010
近日長實李主席北上深圳被胡主席親自賜見，成爲香港焦點新聞。電視畫面之上，但見李老先生受寵若驚之狀，步履怯怯、面綻春花，若非胡主席一把扶住，恨不得跪了下去，三呼英主萬歲才罷。
按説當初李主席在鄧主席、江主席膝下也混得不錯，怎麽見了胡主席就如此不濟了呢？直如沒見過什麽大場面的一介村伕。原來是有原因的，坊間傳説李主席當初很肯在江主席耳邊下功夫，如筆者記憶無誤，張子強綁架李公子事件不是牽動出“someone had something in mind”麽？可見江對李是垂青有加的，不合胡主席上臺后，江胡之間的是是非非連累了李主席，害得他一直提心吊膽，早盼夜盼，硬是不得胡主席一個準信，此囘破天荒賜見，對李氏家族來説，意義自然非比尋常了。
由此可見，權術的吊詭之処了。皇上對下臣若要施恩，必先餓之，然後與之，必能令其加倍的感激涕零，接住往下，才好擺佈。中國人的奴性是根深蒂固的，即便在當今文明世界，也不能稍有開竅，富甲天下如李主席，黃土亦埋了一大截，卻如縂有未了的心願一般，仍要在富貴二字當中極力鑽營，不知百年之後，如此一副傾國家私是否可以憑藉特權帶到地下？在西方人的觀點中，對於身後，一點好的名聲，甚或一副手稿，恐怕比萬貫家私都要強的不止百倍。
胡主席此番大大的給了李主席一個好面子，但恐怕日後必定要還的。近了看，必定賜一道為中央分憂、為特區解困、又或支持中央屬意的某人出任特首的諭旨。遠了看，是先穩定之然後徐圖之，如中央要徹底改造香港，讓中央意志在神州的每一個角落毫無阻礙，最終都要馴服香港的大財團，用公營資本的強勢來擠壓香港的民營資本，不過，這件事恐怕更有可能要著落在李主席的後人身上了，長遠一看，今日之李主席，真的是被人賣了還要緊忙的替人數鈔票。歷史地看，與君王來往的富賈，後來身敗名裂的總是多數，爲什麽古有“商不幹政”之說呢？香港富人，學點歷史吧！
胡圖著述 8-9-2010
近日長實李主席北上深圳被胡主席親自賜見，成爲香港焦點新聞。電視畫面之上，但見李老先生受寵若驚之狀，步履怯怯、面綻春花，若非胡主席一把扶住，恨不得跪了下去，三呼英主萬歲才罷。
按説當初李主席在鄧主席、江主席膝下也混得不錯，怎麽見了胡主席就如此不濟了呢？直如沒見過什麽大場面的一介村伕。原來是有原因的，坊間傳説李主席當初很肯在江主席耳邊下功夫，如筆者記憶無誤，張子強綁架李公子事件不是牽動出“someone had something in mind”麽？可見江對李是垂青有加的，不合胡主席上臺后，江胡之間的是是非非連累了李主席，害得他一直提心吊膽，早盼夜盼，硬是不得胡主席一個準信，此囘破天荒賜見，對李氏家族來説，意義自然非比尋常了。
由此可見，權術的吊詭之処了。皇上對下臣若要施恩，必先餓之，然後與之，必能令其加倍的感激涕零，接住往下，才好擺佈。中國人的奴性是根深蒂固的，即便在當今文明世界，也不能稍有開竅，富甲天下如李主席，黃土亦埋了一大截，卻如縂有未了的心願一般，仍要在富貴二字當中極力鑽營，不知百年之後，如此一副傾國家私是否可以憑藉特權帶到地下？在西方人的觀點中，對於身後，一點好的名聲，甚或一副手稿，恐怕比萬貫家私都要強的不止百倍。
胡主席此番大大的給了李主席一個好面子，但恐怕日後必定要還的。近了看，必定賜一道為中央分憂、為特區解困、又或支持中央屬意的某人出任特首的諭旨。遠了看，是先穩定之然後徐圖之，如中央要徹底改造香港，讓中央意志在神州的每一個角落毫無阻礙，最終都要馴服香港的大財團，用公營資本的強勢來擠壓香港的民營資本，不過，這件事恐怕更有可能要著落在李主席的後人身上了，長遠一看，今日之李主席，真的是被人賣了還要緊忙的替人數鈔票。歷史地看，與君王來往的富賈，後來身敗名裂的總是多數，爲什麽古有“商不幹政”之說呢？香港富人，學點歷史吧！
唐唐9月2日上京原來係為佐呢單野
唐唐9月2日上京原來係為佐呢單野
胡圖著述 8-9-2010
9月2日唐英年旋風式8小時訪京，官方口徑是“交換了香港參與國家「12．5」規劃的工作進展、粵港合作等促進香港經濟社會發展的意見”，香港輿論明顯質疑這個説辭，各種猜測亦聞風起舞。有報章説是爲了傾談下屆特首人選，有評論說是爲了23條立法。
筆者當時就分析，唐唐訪京事出突然，如此安排顯然是為急不爲緩，聯係最近香港時政，可能的事由無非以下數种：1、関乎中央對港工作重要領導單位人事的變動，需要親自給港府事先通氣。2、関乎胡錦濤9月6日訪深，要見什麽人，要說什麽話，需要得到香港方面的準確資訊彙報。3、関乎菲律賓人質事件的處理，向港府通報、提點一些關乎政策方向的事干。4、関乎國家金融方面出現或預期的重大事情，如傳聞中央行行長周小川的變故。
唐唐回來后數日，經過筆者觀察，只有一事有後續發展，聯係前後進行分析，筆者可以判斷唐唐上京是爲了聽取關於菲律賓人質事件後續處理的最高指示。菲律賓人質事件留下最大的尾巴就是因曾蔭權致電阿奎諾爾引發的外交管轄權的爭論，圍繞“次主權”理論的攻防更在香港媒體掀起軒然大波。對於中央政府來説，關於主權、憲政方面絕無小事，引導輿論、防微杜漸尤爲重要。而這樣複雜而敏感的問題，亦非透過電話溝通可以講得清楚的，且胡錦濤訪深在即，故此急需電招唐唐上京面授機宜。
唐唐回來后，必然對此作了一些緊急的降溫工作，我們可以看到，劉廼強、王岸然、阮次山等迅速收口，6日胡錦濤在深圳冷待曾蔭權，絕口不提人質事件，7日沈旭暉在報章發表“最後一辯”。
到今天港府首席智囊劉紹佳作總結性“香港沒有次主權問題”的發言，可見各方都受到一個無形的手在操控，這場中央極其忌諱的爭論應該是到此爲止了，已經習慣自我審查的香港傳媒來日估計很少相關言論出現了。
胡圖著述 8-9-2010
9月2日唐英年旋風式8小時訪京，官方口徑是“交換了香港參與國家「12．5」規劃的工作進展、粵港合作等促進香港經濟社會發展的意見”，香港輿論明顯質疑這個説辭，各種猜測亦聞風起舞。有報章説是爲了傾談下屆特首人選，有評論說是爲了23條立法。
筆者當時就分析，唐唐訪京事出突然，如此安排顯然是為急不爲緩，聯係最近香港時政，可能的事由無非以下數种：1、関乎中央對港工作重要領導單位人事的變動，需要親自給港府事先通氣。2、関乎胡錦濤9月6日訪深，要見什麽人，要說什麽話，需要得到香港方面的準確資訊彙報。3、関乎菲律賓人質事件的處理，向港府通報、提點一些關乎政策方向的事干。4、関乎國家金融方面出現或預期的重大事情，如傳聞中央行行長周小川的變故。
唐唐回來后數日，經過筆者觀察，只有一事有後續發展，聯係前後進行分析，筆者可以判斷唐唐上京是爲了聽取關於菲律賓人質事件後續處理的最高指示。菲律賓人質事件留下最大的尾巴就是因曾蔭權致電阿奎諾爾引發的外交管轄權的爭論，圍繞“次主權”理論的攻防更在香港媒體掀起軒然大波。對於中央政府來説，關於主權、憲政方面絕無小事，引導輿論、防微杜漸尤爲重要。而這樣複雜而敏感的問題，亦非透過電話溝通可以講得清楚的，且胡錦濤訪深在即，故此急需電招唐唐上京面授機宜。
唐唐回來后，必然對此作了一些緊急的降溫工作，我們可以看到，劉廼強、王岸然、阮次山等迅速收口，6日胡錦濤在深圳冷待曾蔭權，絕口不提人質事件，7日沈旭暉在報章發表“最後一辯”。
到今天港府首席智囊劉紹佳作總結性“香港沒有次主權問題”的發言，可見各方都受到一個無形的手在操控，這場中央極其忌諱的爭論應該是到此爲止了，已經習慣自我審查的香港傳媒來日估計很少相關言論出現了。
港大政黨民調出爐凸現社民連坐實第三勢力
港大政黨民調出爐凸現社民連坐實第三勢力
胡圖著述 8-9-2010
8月份最後的一天，港大公佈最新政黨民調評分，十大政黨評分大部分有所上升，但一如多年來的情況，各政黨所得分數基本在50分上下上落，唯有社民連的得分連續6個月大幅下跌至僅有33.6分。究竟是什麽原因導致社民連的評分一路下跌呢？這個民調背後揭示了什麽政治含義呢？筆者對此作些分析。
首先，港大政黨民調的評分並不能真實反映各政黨在市民中的支持度，這個論斷很容易得到證據支持，比如過去一年平均分居于首席的職工盟和次席的工聯會都不是香港立法會的重要政黨，它們在立法會當中僅擁有很少的議席。而跌出十大的街工全年平均分甚至高於十大之首的職工盟，當然，它也只是個一議席的小政團。套用一句影圈的説話“叫好未必叫座，叫座未必叫好。”
其實想透過這個民調了解香港各政黨當前的影響力和未來選舉行情，只需要集中分析民建聯、民主黨、公民黨、社民連四個政黨。這四個政黨代表了香港政治的陣營之爭，它們之間的互動、合作與對立，直接影響了各自民調的評分，反過來，各自民調的得分也就反映了各政黨之間合縱連橫的關係。
08年11月社民連首次上榜的得分為45.4分，同期民主黨得47.7分，公民黨得52.4分，三黨得分相對接近，這反映了當時香港政壇大致上還是建制派與泛民主派兩派對立的一個局面，其中公民黨得分較高，反映它們主張的溫和路綫，在建制派支持者當中得到一定的同情。此後，社民連得分一路下跌，而公民黨得分亦有所下降，反映泛民3黨路綫上的分歧不斷擴大。民主黨的得分在10年2月的民調中明顯上升，而公民黨的得分反而下跌，則反映它們在五區公投運動中的不同立場令到它們在建制派支持者當中的印象發生逆轉。10年5月的民調幾乎所有黨派的得分都急劇下跌，是公投運動和政改方案討論中各政黨激烈對抗的結果。政改及最低工資立法通過之後，迎來此次最新的政黨民調，多數政黨的民調分數大幅反彈，則反映了各政黨之間關係的緩和和局部有所合作。民主黨排名上升最多，表明它已取代公民黨成爲建制派在泛民中的主要合作夥伴。而社民連的評分逆市大幅下跌，則反映出它已開始坐實香港政壇第三勢力的位置，成爲建制派和民主黨一致攻擊的對象。
民調評分從45.4分下降到最新的33.6分，認知度由70.3%上升到最新的87.2%，在不到兩年的時間裏，社民連由默默無聞到路人皆知，由泛民中的合作一分子到幾乎完全獨立的政壇第三勢力，社民連的支持者是增加了？還是減少了？恐怕並不與一個民調的分數成正比，取決的因素還是在於政黨本身政治主張的感染力和政治活動的號召力，真正的答案，筆者相信要待到選舉年才能揭盅。
胡圖著述 8-9-2010
8月份最後的一天，港大公佈最新政黨民調評分，十大政黨評分大部分有所上升，但一如多年來的情況，各政黨所得分數基本在50分上下上落，唯有社民連的得分連續6個月大幅下跌至僅有33.6分。究竟是什麽原因導致社民連的評分一路下跌呢？這個民調背後揭示了什麽政治含義呢？筆者對此作些分析。
首先，港大政黨民調的評分並不能真實反映各政黨在市民中的支持度，這個論斷很容易得到證據支持，比如過去一年平均分居于首席的職工盟和次席的工聯會都不是香港立法會的重要政黨，它們在立法會當中僅擁有很少的議席。而跌出十大的街工全年平均分甚至高於十大之首的職工盟，當然，它也只是個一議席的小政團。套用一句影圈的説話“叫好未必叫座，叫座未必叫好。”
其實想透過這個民調了解香港各政黨當前的影響力和未來選舉行情，只需要集中分析民建聯、民主黨、公民黨、社民連四個政黨。這四個政黨代表了香港政治的陣營之爭，它們之間的互動、合作與對立，直接影響了各自民調的評分，反過來，各自民調的得分也就反映了各政黨之間合縱連橫的關係。
08年11月社民連首次上榜的得分為45.4分，同期民主黨得47.7分，公民黨得52.4分，三黨得分相對接近，這反映了當時香港政壇大致上還是建制派與泛民主派兩派對立的一個局面，其中公民黨得分較高，反映它們主張的溫和路綫，在建制派支持者當中得到一定的同情。此後，社民連得分一路下跌，而公民黨得分亦有所下降，反映泛民3黨路綫上的分歧不斷擴大。民主黨的得分在10年2月的民調中明顯上升，而公民黨的得分反而下跌，則反映它們在五區公投運動中的不同立場令到它們在建制派支持者當中的印象發生逆轉。10年5月的民調幾乎所有黨派的得分都急劇下跌，是公投運動和政改方案討論中各政黨激烈對抗的結果。政改及最低工資立法通過之後，迎來此次最新的政黨民調，多數政黨的民調分數大幅反彈，則反映了各政黨之間關係的緩和和局部有所合作。民主黨排名上升最多，表明它已取代公民黨成爲建制派在泛民中的主要合作夥伴。而社民連的評分逆市大幅下跌，則反映出它已開始坐實香港政壇第三勢力的位置，成爲建制派和民主黨一致攻擊的對象。
民調評分從45.4分下降到最新的33.6分，認知度由70.3%上升到最新的87.2%，在不到兩年的時間裏，社民連由默默無聞到路人皆知，由泛民中的合作一分子到幾乎完全獨立的政壇第三勢力，社民連的支持者是增加了？還是減少了？恐怕並不與一個民調的分數成正比，取決的因素還是在於政黨本身政治主張的感染力和政治活動的號召力，真正的答案，筆者相信要待到選舉年才能揭盅。
人道精神高於外交禮儀
人道精神高於外交禮儀
胡圖著述 10-9-2010
阿奎諾3世以外交禮儀為藉口，諷刺香港特首曾蔭權不該給他致電，完全無視轉瞬之間人命関天的事件背景，而大談什麽國家元首與“省長”之間地位的不對等，到底是他對人質的生命毫無感觸？還是急需找一個為自己開脫的藉口呢？
衆所周知，所謂外交禮儀只不過是出於國與國之間壁壘相對的現實而達成的一種妥協和協議，既然是協議就隨時可以根據處理事件的需要而做出調整和修改，只要當事人並不覺得輸尊降貴。多少國家元首接見外國平頭百姓，難道就有辱囯格了麽？所謂禮儀，無非是面子，難道它的價值竟然大於全人類一致公認和維護的生命價值？
我們再來看看當其時曾蔭權有無需要直接給阿奎諾通電話。人質事件關乎人命，對於港菲來説無疑都是大事，要做到最好的處理，雙方須以最快的速度互通信息資料，甚至合作協作都是有必要的。中港之間是實行一國兩制，也就是兩個sistems，在内部管治事務方面香港是完全獨立的，並沒有向中央各部門彙報工作的安排，也就是說，中央部門根本不可能了解和處理香港遊客的資料和直接了解香港當事人的需要，如果香港通過中央管道與馬尼拉當局溝通，必然大費周折而虛耗時間，令到有效的救援時間窗口消失，實屬完全不可行。事實證明，中國政府和外交部門在慘劇收場前亦看不到起了絲毫的作用。
但是，如果香港政府能夠及時介入事件，作用就非常巨大，情況就很可能完全不一樣，領隊謝庭俊冒著生命危險提供的信息可以幫助馬尼拉警方對現場劫匪情況作出準確判斷，車上人質的數目、年齡、性別資料也是警方急需的，香港政府也可以作爲人質利益代表方介入談判，為穩定槍手情緒多提供一個可選方案，甚至在營救技術和人力支援上，有著明顯優勢的香港警方都可以給馬尼拉警方提供幫助。
可是，一切都太晚了，晚就晚在有人以外交禮儀為藉口抗拒利益受損方的合理要求，晚就晚在有人以主權為藉口而漠視國民的生命安全，只要中央和香港之間在所謂主權問題上不盡早釐清和對外事務上為香港作出有效安排，像菲律賓人質事件這樣的人爲慘劇將來在香港人身上還會重演。
胡圖著述 10-9-2010
阿奎諾3世以外交禮儀為藉口，諷刺香港特首曾蔭權不該給他致電，完全無視轉瞬之間人命関天的事件背景，而大談什麽國家元首與“省長”之間地位的不對等，到底是他對人質的生命毫無感觸？還是急需找一個為自己開脫的藉口呢？
衆所周知，所謂外交禮儀只不過是出於國與國之間壁壘相對的現實而達成的一種妥協和協議，既然是協議就隨時可以根據處理事件的需要而做出調整和修改，只要當事人並不覺得輸尊降貴。多少國家元首接見外國平頭百姓，難道就有辱囯格了麽？所謂禮儀，無非是面子，難道它的價值竟然大於全人類一致公認和維護的生命價值？
我們再來看看當其時曾蔭權有無需要直接給阿奎諾通電話。人質事件關乎人命，對於港菲來説無疑都是大事，要做到最好的處理，雙方須以最快的速度互通信息資料，甚至合作協作都是有必要的。中港之間是實行一國兩制，也就是兩個sistems，在内部管治事務方面香港是完全獨立的，並沒有向中央各部門彙報工作的安排，也就是說，中央部門根本不可能了解和處理香港遊客的資料和直接了解香港當事人的需要，如果香港通過中央管道與馬尼拉當局溝通，必然大費周折而虛耗時間，令到有效的救援時間窗口消失，實屬完全不可行。事實證明，中國政府和外交部門在慘劇收場前亦看不到起了絲毫的作用。
但是，如果香港政府能夠及時介入事件，作用就非常巨大，情況就很可能完全不一樣，領隊謝庭俊冒著生命危險提供的信息可以幫助馬尼拉警方對現場劫匪情況作出準確判斷，車上人質的數目、年齡、性別資料也是警方急需的，香港政府也可以作爲人質利益代表方介入談判，為穩定槍手情緒多提供一個可選方案，甚至在營救技術和人力支援上，有著明顯優勢的香港警方都可以給馬尼拉警方提供幫助。
可是，一切都太晚了，晚就晚在有人以外交禮儀為藉口抗拒利益受損方的合理要求，晚就晚在有人以主權為藉口而漠視國民的生命安全，只要中央和香港之間在所謂主權問題上不盡早釐清和對外事務上為香港作出有效安排，像菲律賓人質事件這樣的人爲慘劇將來在香港人身上還會重演。
高懸的利劍與落下的鈍斧
高懸的利劍與落下的鈍斧
最近，因爲菲律賓人質事件的突發，掩蓋了另一個極爲重要的話題，就是香港23條的立法。繼立法會通過政改方案后有媒體放出風聲，重提23條立法，續有全國人大港區委員黃敏剛請議被拒一幕，總之，23條立法是否重提，如籠罩港人心頭的烏雲，似聚似散。
更有政圈中人作各種猜測，或曰今年10月提案，或曰縂在曾班子任期内解決，或曰需留待下屆特區政府醖釀，但所据爲何？則屬捕風捉影，未得要領。筆者偏離香港人慣常的思維模式，側重從中央角度來分析一下這個問題。
中央在處理香港的問題上，無疑一直運用著統戰的方針，而中共搞統戰，歷來最爲行之有效的方法就是先圍海，再捕魚。不緩不急，講求實效，不求一步登天，但預設的目標最終必然要達到。有人認爲，中央會跟香港人講掂數，雙方接受一個所謂“冇牙老虎”的23條立法，理由是基於2003年政府最後的修改，但今時今日，中港形勢已經改變了許多，筆者認爲，在香港問題上中央已不可能再為面子而放棄裏子。
回歸13年，中共對香港經過循序漸進的滲透，已經在根本上掌控了香港的政治脈搏。異見人士不但無法在港立足興風作浪，恐怕連入境都有困難，而香港的主流傳媒也幾乎被收編或歸降，13年來的實踐表明，香港這塊飛地對中央政府的獨裁統治幾乎沒有任何的威脅。中央對香港接下來更進一步的考慮就是繼續扶持建制派力量，分化及統戰民主派，佔據及控制立法會、改造司法機關、馴服香港的民營資本，那麽，香港人的反抗精神自然逐漸被絞殺，變成如澳門民衆一樣的順民，回歸祖國從形式到實質，乃得以徹底實現。
由此可見，中央並不急於收穫一個形式上的沒有殺傷力的23條，因爲這是得物無所用。一個鈍斧砸下來，不但傷不到人命，反倒激起香港人的民憤，讓建制派在2011、2012兩個選舉年殺羽而歸，更令到分化民主派的行動中途受挫。我想，精於計算的中共，決不會做此虧本的買賣。
反倒，一把高懸的利劍，可以時不時拿出來揮舞一番，然後收入劍鞘，既可警醒香港人不要走的太遠，亦可顯示祖國的寬宏大量，“嗱！唔好話我霸道啊，基本法規定既野，我都可以法外施恩，香港社會冇共識之前，唔逼你地香港人啦，甘你地都要感恩圖報至得嘛！”。哈哈!要知道“共識論”正係中央玩殘香港人的必殺技，中共係度搞搞振，拉一派打一派，你香港地又怎麽會有共識呢？除非全部讓它收服掉，團結在黨旗之下，那麽當然就有共識啦。
高懸的利劍與落下的鈍斧，誰更高明，顯而易見。因此，筆者認爲，不但在曾班子任期内，而且在將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只要中央圍堵香港的堤壩還沒有筑牢靠，那麽，它就並不急於下海捕捉23條這支大魚。
最近，因爲菲律賓人質事件的突發，掩蓋了另一個極爲重要的話題，就是香港23條的立法。繼立法會通過政改方案后有媒體放出風聲，重提23條立法，續有全國人大港區委員黃敏剛請議被拒一幕，總之，23條立法是否重提，如籠罩港人心頭的烏雲，似聚似散。
更有政圈中人作各種猜測，或曰今年10月提案，或曰縂在曾班子任期内解決，或曰需留待下屆特區政府醖釀，但所据爲何？則屬捕風捉影，未得要領。筆者偏離香港人慣常的思維模式，側重從中央角度來分析一下這個問題。
中央在處理香港的問題上，無疑一直運用著統戰的方針，而中共搞統戰，歷來最爲行之有效的方法就是先圍海，再捕魚。不緩不急，講求實效，不求一步登天，但預設的目標最終必然要達到。有人認爲，中央會跟香港人講掂數，雙方接受一個所謂“冇牙老虎”的23條立法，理由是基於2003年政府最後的修改，但今時今日，中港形勢已經改變了許多，筆者認爲，在香港問題上中央已不可能再為面子而放棄裏子。
回歸13年，中共對香港經過循序漸進的滲透，已經在根本上掌控了香港的政治脈搏。異見人士不但無法在港立足興風作浪，恐怕連入境都有困難，而香港的主流傳媒也幾乎被收編或歸降，13年來的實踐表明，香港這塊飛地對中央政府的獨裁統治幾乎沒有任何的威脅。中央對香港接下來更進一步的考慮就是繼續扶持建制派力量，分化及統戰民主派，佔據及控制立法會、改造司法機關、馴服香港的民營資本，那麽，香港人的反抗精神自然逐漸被絞殺，變成如澳門民衆一樣的順民，回歸祖國從形式到實質，乃得以徹底實現。
由此可見，中央並不急於收穫一個形式上的沒有殺傷力的23條，因爲這是得物無所用。一個鈍斧砸下來，不但傷不到人命，反倒激起香港人的民憤，讓建制派在2011、2012兩個選舉年殺羽而歸，更令到分化民主派的行動中途受挫。我想，精於計算的中共，決不會做此虧本的買賣。
反倒，一把高懸的利劍，可以時不時拿出來揮舞一番，然後收入劍鞘，既可警醒香港人不要走的太遠，亦可顯示祖國的寬宏大量，“嗱！唔好話我霸道啊，基本法規定既野，我都可以法外施恩，香港社會冇共識之前，唔逼你地香港人啦，甘你地都要感恩圖報至得嘛！”。哈哈!要知道“共識論”正係中央玩殘香港人的必殺技，中共係度搞搞振，拉一派打一派，你香港地又怎麽會有共識呢？除非全部讓它收服掉，團結在黨旗之下，那麽當然就有共識啦。
高懸的利劍與落下的鈍斧，誰更高明，顯而易見。因此，筆者認爲，不但在曾班子任期内，而且在將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只要中央圍堵香港的堤壩還沒有筑牢靠，那麽，它就並不急於下海捕捉23條這支大魚。
港深邊境經濟合作文章大有可爲關鍵要從香港角度規劃
港深邊境經濟合作文章大有可爲關鍵要從香港角度規劃
回歸以來，隨著全球一體化以及内地經濟的迅速發展，香港逐漸走向邊緣化，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面對嚴峻形勢，今後如何規劃香港經濟的未來，這是擺在香港主政者面前非常緊迫的問題。
那麽，從什麽地方著力，如何啓動香港的新一輪歷史性的經濟振興？香港有什麽？香港缺什麽？什麽事情可為？什麽事情不可為？則是主政當局刻不容緩需要迅速找到答案的問題。
相對内地而言，香港無疑是一個十分富裕的城市，這意味著香港有大量的過剩資金，但是，回顧過往一直對内地單純的輸出資金做法，除了讓一些工商業主財富進一步增長外，對香港本土經濟的推動實在有限，甚至還有實質上令到香港本土經濟空心化的負面效應。國家領導人不是呼籲粵港融合嗎？對於香港來説，粵港合作沒有問題，利用好了是一個很大的機遇，關鍵是牌怎麽打，牌局的主動權又掌握在誰的手裏。
世界各國的經驗給出一個結論，作爲產業輸出經濟体，光有資金是不足夠的，科技才是決定經濟未來的關鍵因素，只有發展科技，香港的經濟才有將來。但是提到發展科技，在香港這樣一個基礎薄弱的地方，又豈是容易成事的？當年的數碼港不就是很好的例證嗎？沒錯，確實有困難，但越是有困難，越是要冷靜的分析客觀環境，不放過任何一個有利條件，為香港經濟開闢一條堅實可靠的出路。
香港發展科技必須要北望神州，但不是跟著國内的需要走，而是有自主的分析和判斷。凡是搞高科技，必須要有幾個支撐因素，分別是資金、科研條件、科研人才、土地、工業試驗場、市場。我們來分析一下，這幾個因素當中，資金和科研條件是香港的優勢，工業試驗場和市場是國内可提供的有利條件，至於人才，兩地取長補短，優勢縂在香港一方，至於土地，國内當然有的是，但是選址一旦遠離香港，對香港的福祉就會毫無裨益，所以，這個地址有一個很好的選擇，也是唯一可行的選擇，就是深港交屆河套地區大量未開發的土地，因此，我們把這個計劃稱爲港深高科技大河套地區發展計劃。計劃一定要大，不夠大就不足以在大中華圈的競爭當中脫穎而出，不夠大就不足以對香港的經濟未來帶來深遠的引導作用。
想法出來了，我們再來論證這個計劃的可行性和具體佈局。香港的工業已經空心化，這對香港本土經濟長遠發展帶來巨大的弊病，但是，由於香港的土地和勞動力成本條件，單靠香港自身，企圖重振製造業幾無可能。通過大河套計劃，可以引導高端製造業回歸香港。
以今天中國經濟的規模和市場之大，製造業發展到一定程度，對國内自主科學進步的需求必然熾熱，誰能夠有魄力率先建立一個集工程機械、網絡電子、生物技術等綜合性研發產業圈，誰就會佔領中國工業的制高點，輻射整個全國市場。中國本身受體制和管理能力所限，無力獨立發展有影響力的科技事業，在必須依靠外來幫助的必然路徑下，與珠三角工業圈接壤的香港有著得天獨厚的有利條件。
大河套計劃當中，北面深圳一方是以興建高端製造工業實驗區爲主，南面香港一方是興建科研院所和工業檢測中心爲主，其後是高等院校，以及服務配套區，雙方資源一定程度上可以共享。目前香港學習理工科的大學生，畢業以後大多數都無奈投身服務業，這對香港長遠的人才培養和配套是個噩夢，大河套計劃，不但為這些人的就業提供了出路，而且為香港跟上甚至超越世界科技尖端發展了知識力量。
大河套計劃内的大專院校區，可以廣泛吸納内地生源，甚至東南亞各國的生源，為香港發展知識產業實實在在地作出有力的推動。
大河套計劃會有一系列的後續拉動，例如，在港深金融、醫藥、會展、旅遊、房地產業方面帶來的拉動。大河套計劃還可以拉動香港的城市中心北移，為香港將來50年發展善用土地資源推動一個更合理的地理佈局，並對解決高房價問題帶來根本性的解決契機。可以預見，整個計劃的實施，無論在就業、社會發展、經濟發展都可為香港帶來巨大的長遠的正面影響。
在資金的投入方面，思路要開闊，投入要宏大，上万億港幣也不為過，港深兩地政府可以做一些先期投入，餘后的大部分資金來自于社會，把香港投入房地產業的資金引導出來，還能起到壓止經濟泡沫的重大作用。逐步加大對樓价和租金的壓制，讓李超人等地產大鰐以後好好研究高科技去，干些對社會、對子孫後代有益的事情，別再用巨大的資金魔鬼在香港橫街小巷中到處搗亂，把服務業的飯碗還給香港的中小企，讓香港人的生活在房地產高壓中喘息過來，過些有點人樣的生活。
我想，只要是有香港人獨立自主思考、有長遠規劃、有利於香港大多數市民的經濟計劃，無論投入多大，都比動用納稅人670億的無釐頭高鉄爛方案要有意義得多。香港人很需要向新加坡和臺灣學習了，他們獨立自主的有長遠目標的有配套的經濟規劃，正引領著整個經濟体向良性的方向邁進，相比之下，香港政府的投降式的依從大陸政策，只會令到香港越來越沒有希望。
回歸以來，隨著全球一體化以及内地經濟的迅速發展，香港逐漸走向邊緣化，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面對嚴峻形勢，今後如何規劃香港經濟的未來，這是擺在香港主政者面前非常緊迫的問題。
那麽，從什麽地方著力，如何啓動香港的新一輪歷史性的經濟振興？香港有什麽？香港缺什麽？什麽事情可為？什麽事情不可為？則是主政當局刻不容緩需要迅速找到答案的問題。
相對内地而言，香港無疑是一個十分富裕的城市，這意味著香港有大量的過剩資金，但是，回顧過往一直對内地單純的輸出資金做法，除了讓一些工商業主財富進一步增長外，對香港本土經濟的推動實在有限，甚至還有實質上令到香港本土經濟空心化的負面效應。國家領導人不是呼籲粵港融合嗎？對於香港來説，粵港合作沒有問題，利用好了是一個很大的機遇，關鍵是牌怎麽打，牌局的主動權又掌握在誰的手裏。
世界各國的經驗給出一個結論，作爲產業輸出經濟体，光有資金是不足夠的，科技才是決定經濟未來的關鍵因素，只有發展科技，香港的經濟才有將來。但是提到發展科技，在香港這樣一個基礎薄弱的地方，又豈是容易成事的？當年的數碼港不就是很好的例證嗎？沒錯，確實有困難，但越是有困難，越是要冷靜的分析客觀環境，不放過任何一個有利條件，為香港經濟開闢一條堅實可靠的出路。
香港發展科技必須要北望神州，但不是跟著國内的需要走，而是有自主的分析和判斷。凡是搞高科技，必須要有幾個支撐因素，分別是資金、科研條件、科研人才、土地、工業試驗場、市場。我們來分析一下，這幾個因素當中，資金和科研條件是香港的優勢，工業試驗場和市場是國内可提供的有利條件，至於人才，兩地取長補短，優勢縂在香港一方，至於土地，國内當然有的是，但是選址一旦遠離香港，對香港的福祉就會毫無裨益，所以，這個地址有一個很好的選擇，也是唯一可行的選擇，就是深港交屆河套地區大量未開發的土地，因此，我們把這個計劃稱爲港深高科技大河套地區發展計劃。計劃一定要大，不夠大就不足以在大中華圈的競爭當中脫穎而出，不夠大就不足以對香港的經濟未來帶來深遠的引導作用。
想法出來了，我們再來論證這個計劃的可行性和具體佈局。香港的工業已經空心化，這對香港本土經濟長遠發展帶來巨大的弊病，但是，由於香港的土地和勞動力成本條件，單靠香港自身，企圖重振製造業幾無可能。通過大河套計劃，可以引導高端製造業回歸香港。
以今天中國經濟的規模和市場之大，製造業發展到一定程度，對國内自主科學進步的需求必然熾熱，誰能夠有魄力率先建立一個集工程機械、網絡電子、生物技術等綜合性研發產業圈，誰就會佔領中國工業的制高點，輻射整個全國市場。中國本身受體制和管理能力所限，無力獨立發展有影響力的科技事業，在必須依靠外來幫助的必然路徑下，與珠三角工業圈接壤的香港有著得天獨厚的有利條件。
大河套計劃當中，北面深圳一方是以興建高端製造工業實驗區爲主，南面香港一方是興建科研院所和工業檢測中心爲主，其後是高等院校，以及服務配套區，雙方資源一定程度上可以共享。目前香港學習理工科的大學生，畢業以後大多數都無奈投身服務業，這對香港長遠的人才培養和配套是個噩夢，大河套計劃，不但為這些人的就業提供了出路，而且為香港跟上甚至超越世界科技尖端發展了知識力量。
大河套計劃内的大專院校區，可以廣泛吸納内地生源，甚至東南亞各國的生源，為香港發展知識產業實實在在地作出有力的推動。
大河套計劃會有一系列的後續拉動，例如，在港深金融、醫藥、會展、旅遊、房地產業方面帶來的拉動。大河套計劃還可以拉動香港的城市中心北移，為香港將來50年發展善用土地資源推動一個更合理的地理佈局，並對解決高房價問題帶來根本性的解決契機。可以預見，整個計劃的實施，無論在就業、社會發展、經濟發展都可為香港帶來巨大的長遠的正面影響。
在資金的投入方面，思路要開闊，投入要宏大，上万億港幣也不為過，港深兩地政府可以做一些先期投入，餘后的大部分資金來自于社會，把香港投入房地產業的資金引導出來，還能起到壓止經濟泡沫的重大作用。逐步加大對樓价和租金的壓制，讓李超人等地產大鰐以後好好研究高科技去，干些對社會、對子孫後代有益的事情，別再用巨大的資金魔鬼在香港橫街小巷中到處搗亂，把服務業的飯碗還給香港的中小企，讓香港人的生活在房地產高壓中喘息過來，過些有點人樣的生活。
我想，只要是有香港人獨立自主思考、有長遠規劃、有利於香港大多數市民的經濟計劃，無論投入多大，都比動用納稅人670億的無釐頭高鉄爛方案要有意義得多。香港人很需要向新加坡和臺灣學習了，他們獨立自主的有長遠目標的有配套的經濟規劃，正引領著整個經濟体向良性的方向邁進，相比之下，香港政府的投降式的依從大陸政策，只會令到香港越來越沒有希望。
從奧巴馬簽署振興製造業法案聯想到香港經濟政策的失敗
從奧巴馬簽署振興製造業法案聯想到香港經濟政策的失敗
一周前，筆者從CNN直播見證了奧巴馬簽署振興製造業法案的過程，看到金融危機后美國走出挽救經濟新的一步，聯想到香港當前經濟和民生的困侷，可謂感觸良多。
對於世界經濟大融合的趨勢，在已發展國家的經濟學界，早于上世紀80年代就有兩派觀點的爭論。一派強調世界經濟的融合、全球分工，有利於資本、土地、資源、勞動力等生産要素的充分結合，能夠給產業轉移囯帶來巨大的經濟收益。而另一派強調，大量的產業轉移出境，會直接打擊國内就業人口，增加失業率；會造成大規模的貿易逆差，觸發匯率危機；會造成稅收流失，加劇財政赤字壓力，長期下去，將會變成社會動蕩的根源，而且將製造業大量轉移出去，當世界局勢動蕩，貨運不暢通，或者國與國關係出現重大危機的時候，將會產生巨大的國家風險。今日看來，這兩派的觀點都有道理。
90年代初到2008年之前，美國通過製造業的大量向國外（主要是中國）轉移，維持了長達18年的經濟增長，但卻催生了嚴重的金融泡沫。記得在2000年左右，在英國國會和學術界有過一場激烈的辯論，辯論的焦點就是產業輸出的同時，製造業是否應當適當保留，很多人引用了瑞士作爲成功的例子，既大力發展成爲世界金融中心，也同時保留了一些具有先進科技和地區特色的製造產業，既大力促進了經濟的發展，也避免了經濟空心化的危機。
回到香港和亞洲，香港曾經被視爲亞洲四小龍當中最繁榮和最有競爭力的經濟体，但今時今日，估計無人否認，香港的前途在四小龍當中已經最不被人看好。
最近30年，隨著大陸開放市場，亞洲各經濟体都對中國大陸有巨大的資本輸出和產業轉移，但不同的是，韓國、臺灣、新加坡，對中國輸出的時候，都有獨立的經濟和產業防綫，都有長遠的保留自身經濟配套的考量。唯有香港一地，政府疲軟無爲，商人隨波逐利，到今日，香港保留的製造業只佔全港產值的不足3%（新加坡為27%），徹底空心化的局面已經形成。從董建華到曾蔭權，對於制定獨立的香港經濟發展政策，維護香港經濟、社會、民生穩定，可謂寸功不克。相反，他們一味乞求于大陸的所謂政策優惠扶持，貪一時之利（事實上只利於富商巨賈而不利于市民大衆），而失香港萬世之基，若有后史記載，此二人不但失德敗政，且可以香港罪人而論。
西方發達國家，以美國為例，輸出資本和製造業的同時，國内保持科技研究的領先優勢，保持資源的開發和控制優勢，故此，大量的資本和技術輸出到海外創造利潤的同時，仍不失爲國内民衆保留大量的就業機會。但他們尚且把製造業的適當保留當做重要的考慮因素而加以大力扶持，為獨立且完整的國内產業配套保留最基本的底綫。香港有什麽？科技？資源？這些都沒有，也從來不用心去發展，這樣，一旦製造業完全轉移出去，香港就隨時面對空心化的危機，製造業的轉移確實有利於香港的商傢把生意做大，回流的一點資金也確實能夠對香港的服務業產生支持，但是，這是極不穩定的，現在是全球一體化，有錢人全世界都有他的投資，全世界都有他的物業，香港人的身份認同是越來越脆弱的，一旦他那天不高興了，把總部遷離香港，那香港還能指望什麽？這絕對不是危言聳聽，從近幾年香港富豪對政府和立法會施加壓力的言辭就能讀懂其中三味。
再來說說中港融合。有人說，香港只不過是一個大城市，只是中國的一個特區，通過中港融合，香港完全可以靠個別優勢產業來維持自身經濟的繁榮穩定。那麽，你要看看香港的地理位置，還要看看香港的政治制度。地理上偏于一隅，沒有輻射的能力，政治上融合，香港人不願意，政治不融合，經濟上也不可能高度融合。
我們擧國内的幾個城市加以對比，北京、上海、廣州，它們都是堪與香港匹敵的大城市，但是，北京是一囯之都，國家機關集中之地，它根本就不需要什麽製造業，服務業市場巨大到你無法想象，加上全國的稅收、中央政府的投資，全中國城市的經濟垮掉也不會威脅到北京。還有就是上海和廣州，這兩個地方都有強大的經濟輻射能力，為一大片區域的城鄉提供教育、醫療、通信、物流等服務，它們尚且注重製造業的發展，同為中國兩個最重要的汽車製造產業之都，你香港能比嗎？能參照嗎？眼看香港目前剩下的主要輻射型產業就是金融、轉口貿易、航運了，但是，過不了多久，這些行業的優勢地位終將會被内地的沿海大城市所取替。至於旅遊業，也只是一時之計，是不可能擔當一個大城市支柱產業的地位的。還有一個，就是香港人深惡痛絕的地產業，這個就無需解釋太多了，除了搞大香港的經濟泡沫，坑害香港中低層市民成爲房奴之外，反映的只有富豪權貴的貪婪和無知。
回歸前後20年，香港政府缺乏遠見卓識的領導人，不斷毀壞香港經濟的根基，不斷地出賣香港市民大衆的利益，如此管治，若干年后，香港沒有不沉沒的理由！
一周前，筆者從CNN直播見證了奧巴馬簽署振興製造業法案的過程，看到金融危機后美國走出挽救經濟新的一步，聯想到香港當前經濟和民生的困侷，可謂感觸良多。
對於世界經濟大融合的趨勢，在已發展國家的經濟學界，早于上世紀80年代就有兩派觀點的爭論。一派強調世界經濟的融合、全球分工，有利於資本、土地、資源、勞動力等生産要素的充分結合，能夠給產業轉移囯帶來巨大的經濟收益。而另一派強調，大量的產業轉移出境，會直接打擊國内就業人口，增加失業率；會造成大規模的貿易逆差，觸發匯率危機；會造成稅收流失，加劇財政赤字壓力，長期下去，將會變成社會動蕩的根源，而且將製造業大量轉移出去，當世界局勢動蕩，貨運不暢通，或者國與國關係出現重大危機的時候，將會產生巨大的國家風險。今日看來，這兩派的觀點都有道理。
90年代初到2008年之前，美國通過製造業的大量向國外（主要是中國）轉移，維持了長達18年的經濟增長，但卻催生了嚴重的金融泡沫。記得在2000年左右，在英國國會和學術界有過一場激烈的辯論，辯論的焦點就是產業輸出的同時，製造業是否應當適當保留，很多人引用了瑞士作爲成功的例子，既大力發展成爲世界金融中心，也同時保留了一些具有先進科技和地區特色的製造產業，既大力促進了經濟的發展，也避免了經濟空心化的危機。
回到香港和亞洲，香港曾經被視爲亞洲四小龍當中最繁榮和最有競爭力的經濟体，但今時今日，估計無人否認，香港的前途在四小龍當中已經最不被人看好。
最近30年，隨著大陸開放市場，亞洲各經濟体都對中國大陸有巨大的資本輸出和產業轉移，但不同的是，韓國、臺灣、新加坡，對中國輸出的時候，都有獨立的經濟和產業防綫，都有長遠的保留自身經濟配套的考量。唯有香港一地，政府疲軟無爲，商人隨波逐利，到今日，香港保留的製造業只佔全港產值的不足3%（新加坡為27%），徹底空心化的局面已經形成。從董建華到曾蔭權，對於制定獨立的香港經濟發展政策，維護香港經濟、社會、民生穩定，可謂寸功不克。相反，他們一味乞求于大陸的所謂政策優惠扶持，貪一時之利（事實上只利於富商巨賈而不利于市民大衆），而失香港萬世之基，若有后史記載，此二人不但失德敗政，且可以香港罪人而論。
西方發達國家，以美國為例，輸出資本和製造業的同時，國内保持科技研究的領先優勢，保持資源的開發和控制優勢，故此，大量的資本和技術輸出到海外創造利潤的同時，仍不失爲國内民衆保留大量的就業機會。但他們尚且把製造業的適當保留當做重要的考慮因素而加以大力扶持，為獨立且完整的國内產業配套保留最基本的底綫。香港有什麽？科技？資源？這些都沒有，也從來不用心去發展，這樣，一旦製造業完全轉移出去，香港就隨時面對空心化的危機，製造業的轉移確實有利於香港的商傢把生意做大，回流的一點資金也確實能夠對香港的服務業產生支持，但是，這是極不穩定的，現在是全球一體化，有錢人全世界都有他的投資，全世界都有他的物業，香港人的身份認同是越來越脆弱的，一旦他那天不高興了，把總部遷離香港，那香港還能指望什麽？這絕對不是危言聳聽，從近幾年香港富豪對政府和立法會施加壓力的言辭就能讀懂其中三味。
再來說說中港融合。有人說，香港只不過是一個大城市，只是中國的一個特區，通過中港融合，香港完全可以靠個別優勢產業來維持自身經濟的繁榮穩定。那麽，你要看看香港的地理位置，還要看看香港的政治制度。地理上偏于一隅，沒有輻射的能力，政治上融合，香港人不願意，政治不融合，經濟上也不可能高度融合。
我們擧國内的幾個城市加以對比，北京、上海、廣州，它們都是堪與香港匹敵的大城市，但是，北京是一囯之都，國家機關集中之地，它根本就不需要什麽製造業，服務業市場巨大到你無法想象，加上全國的稅收、中央政府的投資，全中國城市的經濟垮掉也不會威脅到北京。還有就是上海和廣州，這兩個地方都有強大的經濟輻射能力，為一大片區域的城鄉提供教育、醫療、通信、物流等服務，它們尚且注重製造業的發展，同為中國兩個最重要的汽車製造產業之都，你香港能比嗎？能參照嗎？眼看香港目前剩下的主要輻射型產業就是金融、轉口貿易、航運了，但是，過不了多久，這些行業的優勢地位終將會被内地的沿海大城市所取替。至於旅遊業，也只是一時之計，是不可能擔當一個大城市支柱產業的地位的。還有一個，就是香港人深惡痛絕的地產業，這個就無需解釋太多了，除了搞大香港的經濟泡沫，坑害香港中低層市民成爲房奴之外，反映的只有富豪權貴的貪婪和無知。
回歸前後20年，香港政府缺乏遠見卓識的領導人，不斷毀壞香港經濟的根基，不斷地出賣香港市民大衆的利益，如此管治，若干年后，香港沒有不沉沒的理由！
一旦梁振英上臺會做些什麽？
一旦梁振英上臺會做些什麽？
其實標題的“一旦”二字有些多餘，以筆者分析，2012年梁振英是一定會當上特首的。
中共接收香港以後，如何改造香港，使其政治、經濟與中共模式接軌，早已有明確的目標和策略。所謂50年不變，只不過是一種模棱兩可的政治把戲。中共改造香港，重中之重，就是對香港管治班子的安排，其考量之周密、佈局之長遠，可以說絕少香港人能夠猜度得透。早在80年代初、中英談判始，中央就已經在香港培養或安插了大量的地下黨員，而這些未來的統治精英並非97回歸后馬上就能走上香港統治政權的頂端，經歷董建華、曾蔭權兩人15年的過渡期后，地下中共黨員統治香港的時機就成熟了。
梁振英上臺后，第一件事必定是組建領導班子，這個班子有一明一暗兩個，在明處當然是特區政府行政侷及各問責官員了，在暗處就是香港地下中共黨委。這個黨委開始人數不多，多了不夠機密，估計只有3個人左右，但三位司長當中必定佔一到兩位，而行政會議當中必定3位都在其列。大家還記得政治問責制是什麽時候開始的嗎？實施多年后對政府施政有什麽幫助？告訴你，搞政治問責制的目的其實只有一個，就是為中共地下黨順利進入管治班子預先鋪路，看，中共的政治手腕就是高明!筆者認爲，將來進入政治問責的中共地下黨高官當中，必定有一位來自建制派政黨，而另一位來自香港的投共主流媒體。最近梁振英大談將來新政府如何與立法會合作，又大談所謂增加香港人共識，這不正好是為將來的班子成員安排鋪路嗎？
大家想一想，梁振英上臺后，首先要對付的是那些人？民主派嗎？不是！估計你們想不到，梁振英首先要對付的就是香港的大財團，尤其是大地產商。可能有人說，香港的大財團不是一直親中的麽？梁振英爲什麽要對付他們呢？這裡面的機關估計沒幾個人能夠弄得明白，就讓筆者告訴你們吧。香港的大財團一直所謂的親中是不錯，但是他們之所以這樣，純粹是為了得到更多的商業利益，所謂財大氣粗，對香港有重要影響力，雖然跟中央領導人眉來眼去，但是就一直不太買香港特首的帳，過去的董建華，和現在的曾蔭權，受這些財團的背後攻擊和非議之多，可以說數不勝數，這也是兩屆管治班子做人夾著尾巴，施政縮手縮腳的主要原因。從中央的利益和期許來看，香港需要一個真正施行雷霆手段、獨斷朝綱的領導人，這樣，各大財團才能真正馴服，香港民主派才可以逐漸封殺，23條的立法才可以順利通過，香港與内地的政治、經濟對接才能最終實現。
但是，中央支持的這個人必須是在黨旗下宣誓過誓死效忠的自己人，否則，授予他極大的權利就是一種極大的冒險。梁振英現在不是天天鼓吹“人心工程”麽？正好從住房問題入手，拿地產商開刀，既可以籠絡民心，又可以給地產商一點顔色，兩面通吃，打的好一個如意算盤。有人可能會問，拿地產商開刀，萬一引起反彈，豈不是重蹈老董覆轍了麽？告訴你，現在形勢與往日大不相同了，香港的大地產商在内地都有巨大的經濟利益，只要阿爺吹雞，誰敢不服？
中央就是要梁振英徹底坐大，唯有這樣，才能夠把香港的媒體、輿論控制起來，才能把貪污腐敗風氣引進香港，才能把香港式法治變成大陸式法治，然後，消滅香港民主派就不費吹灰之力了，到了2020，中共香港黨委名正言順、挂牌營業，也就水到渠成了，香港從此可以實行大陸的人大體制，什麽政制爭拗？什麽港人治港？統統都不再是問題。
話雖如此，但是人算不如天算，恐怕首先撐不住的是中共本身在大陸的專制統治，以今日大陸基本矛盾之深，民間抗爭之激烈發展，中共在大陸估計不用到2020就已經瓦解了，到其時，香港成爲大中國區最後一個實現民主政治的地方，這對今日的香港人來説，真是莫大的諷刺，恐怕到時真的哭笑不得了。
其實標題的“一旦”二字有些多餘，以筆者分析，2012年梁振英是一定會當上特首的。
中共接收香港以後，如何改造香港，使其政治、經濟與中共模式接軌，早已有明確的目標和策略。所謂50年不變，只不過是一種模棱兩可的政治把戲。中共改造香港，重中之重，就是對香港管治班子的安排，其考量之周密、佈局之長遠，可以說絕少香港人能夠猜度得透。早在80年代初、中英談判始，中央就已經在香港培養或安插了大量的地下黨員，而這些未來的統治精英並非97回歸后馬上就能走上香港統治政權的頂端，經歷董建華、曾蔭權兩人15年的過渡期后，地下中共黨員統治香港的時機就成熟了。
梁振英上臺后，第一件事必定是組建領導班子，這個班子有一明一暗兩個，在明處當然是特區政府行政侷及各問責官員了，在暗處就是香港地下中共黨委。這個黨委開始人數不多，多了不夠機密，估計只有3個人左右，但三位司長當中必定佔一到兩位，而行政會議當中必定3位都在其列。大家還記得政治問責制是什麽時候開始的嗎？實施多年后對政府施政有什麽幫助？告訴你，搞政治問責制的目的其實只有一個，就是為中共地下黨順利進入管治班子預先鋪路，看，中共的政治手腕就是高明!筆者認爲，將來進入政治問責的中共地下黨高官當中，必定有一位來自建制派政黨，而另一位來自香港的投共主流媒體。最近梁振英大談將來新政府如何與立法會合作，又大談所謂增加香港人共識，這不正好是為將來的班子成員安排鋪路嗎？
大家想一想，梁振英上臺后，首先要對付的是那些人？民主派嗎？不是！估計你們想不到，梁振英首先要對付的就是香港的大財團，尤其是大地產商。可能有人說，香港的大財團不是一直親中的麽？梁振英爲什麽要對付他們呢？這裡面的機關估計沒幾個人能夠弄得明白，就讓筆者告訴你們吧。香港的大財團一直所謂的親中是不錯，但是他們之所以這樣，純粹是為了得到更多的商業利益，所謂財大氣粗，對香港有重要影響力，雖然跟中央領導人眉來眼去，但是就一直不太買香港特首的帳，過去的董建華，和現在的曾蔭權，受這些財團的背後攻擊和非議之多，可以說數不勝數，這也是兩屆管治班子做人夾著尾巴，施政縮手縮腳的主要原因。從中央的利益和期許來看，香港需要一個真正施行雷霆手段、獨斷朝綱的領導人，這樣，各大財團才能真正馴服，香港民主派才可以逐漸封殺，23條的立法才可以順利通過，香港與内地的政治、經濟對接才能最終實現。
但是，中央支持的這個人必須是在黨旗下宣誓過誓死效忠的自己人，否則，授予他極大的權利就是一種極大的冒險。梁振英現在不是天天鼓吹“人心工程”麽？正好從住房問題入手，拿地產商開刀，既可以籠絡民心，又可以給地產商一點顔色，兩面通吃，打的好一個如意算盤。有人可能會問，拿地產商開刀，萬一引起反彈，豈不是重蹈老董覆轍了麽？告訴你，現在形勢與往日大不相同了，香港的大地產商在内地都有巨大的經濟利益，只要阿爺吹雞，誰敢不服？
中央就是要梁振英徹底坐大，唯有這樣，才能夠把香港的媒體、輿論控制起來，才能把貪污腐敗風氣引進香港，才能把香港式法治變成大陸式法治，然後，消滅香港民主派就不費吹灰之力了，到了2020，中共香港黨委名正言順、挂牌營業，也就水到渠成了，香港從此可以實行大陸的人大體制，什麽政制爭拗？什麽港人治港？統統都不再是問題。
話雖如此，但是人算不如天算，恐怕首先撐不住的是中共本身在大陸的專制統治，以今日大陸基本矛盾之深，民間抗爭之激烈發展，中共在大陸估計不用到2020就已經瓦解了，到其時，香港成爲大中國區最後一個實現民主政治的地方，這對今日的香港人來説，真是莫大的諷刺，恐怕到時真的哭笑不得了。
向陶君行進言“三不政策”非良策
向陶君行進言“三不政策”非良策
6月21日，針對區議會改良方案一旦通過，陶君行說社民連會採用“不參選”、“不投票”、“不提名”。筆者認爲並非最好的對策。
社民連建黨之初有一個既定的立場，就是不參選30席功能組別，這個策略一以貫之，有堅持的必要，其中論述，這裡就暫且略過。但若主動放棄2012年五個區議會晉身立法會議席，則屬於迂腐和不智。
首先應該明白一點，香港當前實行的並非民主政制，爭取民主的政黨應當以民衆力量為根本，通過發動民衆，團結最大的社會力量來推動香港政治變革的發生，僅靠議會内鬥爭，相信一万年都難以説服保守勢力自廢武功，從而達到普選目標。這就決定了加入立法會只是一種鬥爭的手段和橋梁，而非理想和目的。作爲手段，在無法改變遊戲規則的狀況下，制定策略的著眼點是敵我勢力的爭奪和消長，真所謂“寸土必爭”，否則就是既損折了自身力量，又便宜了敵人，若在手段問題上死摳信念與理想，恐怕進入立法會都是“不該的”。主動退讓又爭取不到任何交換的東西豈不是最愚蠢的買賣？
這五個新議席，好比一個新碼頭，雖則碼頭上盤踞了一股黑暗勢力，但只要你不收他的禮，不買他娘的帳，進去攪攪混水又何妨？為民請命的人，自身得失事小，爭取民主陣地事大！
如果堅持“三不”，後果可能是十分嚴重的，將不利于2011年區議會的選舉。將來，對方陣營的參選人說他進入區議會后力爭進軍立法會，從而可以為選民多爭取利益，而社民連的參選人說我們為理想為信念堅持“三不”，恐怕不但不容易得到選民的理解，反而自置軟肋，徒給對方設下攻擊靶點。發動民衆的組織必須從地區尋找廣泛的支持點，區議會對於社民連來説是極爲重要的爭取陣地。
“不怕孤立，才可獨立”，既然能夠堅定信念，無畏無懼，那麽就要比任何政黨都要有危機感，需要比別人付出加倍的努力來壯大自己的力量。有大雄心，還要有大謀略，才能成大義擧，否則只能是風雲過客、曇花一現。
所以，希望陶主席及領導同志們盡早修正策略，不要再提“三不”了。
6月21日，針對區議會改良方案一旦通過，陶君行說社民連會採用“不參選”、“不投票”、“不提名”。筆者認爲並非最好的對策。
社民連建黨之初有一個既定的立場，就是不參選30席功能組別，這個策略一以貫之，有堅持的必要，其中論述，這裡就暫且略過。但若主動放棄2012年五個區議會晉身立法會議席，則屬於迂腐和不智。
首先應該明白一點，香港當前實行的並非民主政制，爭取民主的政黨應當以民衆力量為根本，通過發動民衆，團結最大的社會力量來推動香港政治變革的發生，僅靠議會内鬥爭，相信一万年都難以説服保守勢力自廢武功，從而達到普選目標。這就決定了加入立法會只是一種鬥爭的手段和橋梁，而非理想和目的。作爲手段，在無法改變遊戲規則的狀況下，制定策略的著眼點是敵我勢力的爭奪和消長，真所謂“寸土必爭”，否則就是既損折了自身力量，又便宜了敵人，若在手段問題上死摳信念與理想，恐怕進入立法會都是“不該的”。主動退讓又爭取不到任何交換的東西豈不是最愚蠢的買賣？
這五個新議席，好比一個新碼頭，雖則碼頭上盤踞了一股黑暗勢力，但只要你不收他的禮，不買他娘的帳，進去攪攪混水又何妨？為民請命的人，自身得失事小，爭取民主陣地事大！
如果堅持“三不”，後果可能是十分嚴重的，將不利于2011年區議會的選舉。將來，對方陣營的參選人說他進入區議會后力爭進軍立法會，從而可以為選民多爭取利益，而社民連的參選人說我們為理想為信念堅持“三不”，恐怕不但不容易得到選民的理解，反而自置軟肋，徒給對方設下攻擊靶點。發動民衆的組織必須從地區尋找廣泛的支持點，區議會對於社民連來説是極爲重要的爭取陣地。
“不怕孤立，才可獨立”，既然能夠堅定信念，無畏無懼，那麽就要比任何政黨都要有危機感，需要比別人付出加倍的努力來壯大自己的力量。有大雄心，還要有大謀略，才能成大義擧，否則只能是風雲過客、曇花一現。
所以，希望陶主席及領導同志們盡早修正策略，不要再提“三不”了。
欺世盜名梁振英居屋謊言被篤破
欺世盜名梁振英居屋謊言被篤破
特首換屆臨近，梁振英接班宣傳工程一浪接一浪。其中針對當前民怨焦點，梁振英惡炒復建居屋話題，這個紅色資本家，行政會議成員中最富有的暴發戶，一夜之間，忽然變身socialist,梁振英究竟是否有拯救勞苦大衆于水火的決心和能力？究竟他葫蘆裏裝的是什麽葯？筆者試作一個簡短的分析。
香港現時房價遠高於一般市民的購買能力，而且大部分的住屋被人儸來炒賣，這是典型的嚴重資產泡沫。一個經濟體一旦出現資產泡沫，是十分頭痛的一件事，就好比整個社會坐上一個只有上沒有下的單向電梯，電梯升到2樓，不敢往下跳，電梯升到3樓，仍然不敢往下跳，電梯繼續上升，經濟的支撐就越來越脆弱，遲早有一日頂唔住，整個經濟就以崩潰的方式塌下來，也就是所謂的泡沫爆破，到時，整個社會都需要付出沉重代價，無人能夠幸免。當年的日本就曾經演繹這個悲劇，經過20多年的恢復，到今天才算勉強穩定下來。所以，所有西方成熟的經濟体，對資產泡沫都會保持很高的警覺性，一旦發現社會資產膨脹的方式偏離實體經濟的平衡模式，就會迅速的給與干預，盡量在萌芽狀態把泡沫擠出，減少對整體經濟的震動。壓縮泡沫的方法無非是將部分資金從資產項目當中抽離出來，引導到其它產業當中，這樣既壓抑了泡沫，又不影響經濟的表現，如果能夠成功操作，就稱爲經濟軟著陸。以現時香港經濟高度依賴房地產業的畸形現狀，要解決高房價問題又不讓經濟產生劇烈波動，就必須要採用壓抑樓价和調整經濟結構同時進行的方式，讓房地產釋放出來的資金能夠找到新的出路。不過，由於往屆政府的無能和懶政，多年來只有一招，就是高度依賴于中央政府的市場輸液，背靠祖國變成依靠祖國，以至回歸后香港從來沒有自己完整的長期經濟發展戰略，
現在的香港，資產泡沫是一個癌症，經濟結構是另一個癌症。要想高樓价能夠軟著陸，談何容易？
梁振英顯然不是一個對經濟有深刻認識的人，空談提高香港人的居住素質，但如何讓樓价軟著陸，如何讓香港經濟轉型的策略和出路就一概欠奉。
梁振英撿佐一樣容易做到又能夠迅速收買人心的提法：復建居屋。那麽請問，復建多少個單位？能滿足多少百分比香港中下階層的住房需要？一旦影響到經濟下滑怎麽辦？中途會不會停下來？用多長的時間達至目標？
當年董建華提出8万5計劃，雖然只是一個欠缺縝密思考的空中樓閣，但起碼還是一個厚道誠實的政治人物，今日梁振英的語言和表現，就要滑頭和虛僞得多。
那麽最近梁振英狂提民生敏感問題，大有不惜和香港權貴階級分道揚鑣的架勢，難道他不擔心會遭到香港富豪們的集體反彈嗎？其實，梁振英這樣高調張目，是有其背後深刻的背景的，有中央的授意和撐腰，只要中央一吹雞，特首之位只會姓梁，他還怕什麽？
中央認爲，回歸15年后，香港應該有一個強勢的統治者，而香港財團的角色和地位有需要變一變了。這是由中央和香港經濟政治的變化趨勢決定的。
歷經30年變革，中央政府所走道路已經定型在國家官僚資本主義。在國内，核心特權階級只產生於權力内部，有權可以變得有錢，但絕不容許有錢而變得有權，國内民營資本傢因爲政治取向難以受中央控制，因此，一直以來是一個受盤剝、受監視的階層，黃光裕就是極好的例證。
中央奉行的是大國思維，所謂過去的自治區也好，今天的港、澳特區也好，無非是一時權宜的安排，歸根到底，還是要把它們改造成大中國普通的一個城市。香港人對港人治港的期望和幻想注定要破滅。
香港的富豪階層，曾經是回歸前中央滲透香港的重要目標和回歸后管治的借用工具，給與一定的利益作爲釣餌，無非是策略選項。對於香港的任何階層和勢力，你可以作爲附庸，但絕不可以左右香港的政治和經濟，這是中央管治香港的根本思路。
香港的富豪階層在回歸后在香港政治當中扮演了太多的角色，這種情況對於中央來説，並不是可以長期放任不管的，否則，你就會翹尾巴，甚至會影響或動搖中央的對港事務權威。
中央長期培養、一力扶持的梁振英，有足夠的理由借助當前民怨民憤來壓制香港的富豪階層利益，從而擴大特區政府的強勢行政主導，逐漸建立特區對香港政治和資本的高度控制，將香港帶入威權統治的方向，從而達至與中共祖國的完全接軌。梁振英治下的香港，公營事業將會迅速膨脹，縂有一天，香港經濟的自由模式將會徹底改變，民營資本的強勢會向官僚資本的強勢轉變。
時移勢易，梁振英的上臺，代表中共治港的開始，港人治港的結束，多年埋伏的中共地下黨員將會陸續由幕後走到台前，這個變局當中，窮人固然無奈，富人亦難免要付出代價。
特首換屆臨近，梁振英接班宣傳工程一浪接一浪。其中針對當前民怨焦點，梁振英惡炒復建居屋話題，這個紅色資本家，行政會議成員中最富有的暴發戶，一夜之間，忽然變身socialist,梁振英究竟是否有拯救勞苦大衆于水火的決心和能力？究竟他葫蘆裏裝的是什麽葯？筆者試作一個簡短的分析。
香港現時房價遠高於一般市民的購買能力，而且大部分的住屋被人儸來炒賣，這是典型的嚴重資產泡沫。一個經濟體一旦出現資產泡沫，是十分頭痛的一件事，就好比整個社會坐上一個只有上沒有下的單向電梯，電梯升到2樓，不敢往下跳，電梯升到3樓，仍然不敢往下跳，電梯繼續上升，經濟的支撐就越來越脆弱，遲早有一日頂唔住，整個經濟就以崩潰的方式塌下來，也就是所謂的泡沫爆破，到時，整個社會都需要付出沉重代價，無人能夠幸免。當年的日本就曾經演繹這個悲劇，經過20多年的恢復，到今天才算勉強穩定下來。所以，所有西方成熟的經濟体，對資產泡沫都會保持很高的警覺性，一旦發現社會資產膨脹的方式偏離實體經濟的平衡模式，就會迅速的給與干預，盡量在萌芽狀態把泡沫擠出，減少對整體經濟的震動。壓縮泡沫的方法無非是將部分資金從資產項目當中抽離出來，引導到其它產業當中，這樣既壓抑了泡沫，又不影響經濟的表現，如果能夠成功操作，就稱爲經濟軟著陸。以現時香港經濟高度依賴房地產業的畸形現狀，要解決高房價問題又不讓經濟產生劇烈波動，就必須要採用壓抑樓价和調整經濟結構同時進行的方式，讓房地產釋放出來的資金能夠找到新的出路。不過，由於往屆政府的無能和懶政，多年來只有一招，就是高度依賴于中央政府的市場輸液，背靠祖國變成依靠祖國，以至回歸后香港從來沒有自己完整的長期經濟發展戰略，
現在的香港，資產泡沫是一個癌症，經濟結構是另一個癌症。要想高樓价能夠軟著陸，談何容易？
梁振英顯然不是一個對經濟有深刻認識的人，空談提高香港人的居住素質，但如何讓樓价軟著陸，如何讓香港經濟轉型的策略和出路就一概欠奉。
梁振英撿佐一樣容易做到又能夠迅速收買人心的提法：復建居屋。那麽請問，復建多少個單位？能滿足多少百分比香港中下階層的住房需要？一旦影響到經濟下滑怎麽辦？中途會不會停下來？用多長的時間達至目標？
當年董建華提出8万5計劃，雖然只是一個欠缺縝密思考的空中樓閣，但起碼還是一個厚道誠實的政治人物，今日梁振英的語言和表現，就要滑頭和虛僞得多。
那麽最近梁振英狂提民生敏感問題，大有不惜和香港權貴階級分道揚鑣的架勢，難道他不擔心會遭到香港富豪們的集體反彈嗎？其實，梁振英這樣高調張目，是有其背後深刻的背景的，有中央的授意和撐腰，只要中央一吹雞，特首之位只會姓梁，他還怕什麽？
中央認爲，回歸15年后，香港應該有一個強勢的統治者，而香港財團的角色和地位有需要變一變了。這是由中央和香港經濟政治的變化趨勢決定的。
歷經30年變革，中央政府所走道路已經定型在國家官僚資本主義。在國内，核心特權階級只產生於權力内部，有權可以變得有錢，但絕不容許有錢而變得有權，國内民營資本傢因爲政治取向難以受中央控制，因此，一直以來是一個受盤剝、受監視的階層，黃光裕就是極好的例證。
中央奉行的是大國思維，所謂過去的自治區也好，今天的港、澳特區也好，無非是一時權宜的安排，歸根到底，還是要把它們改造成大中國普通的一個城市。香港人對港人治港的期望和幻想注定要破滅。
香港的富豪階層，曾經是回歸前中央滲透香港的重要目標和回歸后管治的借用工具，給與一定的利益作爲釣餌，無非是策略選項。對於香港的任何階層和勢力，你可以作爲附庸，但絕不可以左右香港的政治和經濟，這是中央管治香港的根本思路。
香港的富豪階層在回歸后在香港政治當中扮演了太多的角色，這種情況對於中央來説，並不是可以長期放任不管的，否則，你就會翹尾巴，甚至會影響或動搖中央的對港事務權威。
中央長期培養、一力扶持的梁振英，有足夠的理由借助當前民怨民憤來壓制香港的富豪階層利益，從而擴大特區政府的強勢行政主導，逐漸建立特區對香港政治和資本的高度控制，將香港帶入威權統治的方向，從而達至與中共祖國的完全接軌。梁振英治下的香港，公營事業將會迅速膨脹，縂有一天，香港經濟的自由模式將會徹底改變，民營資本的強勢會向官僚資本的強勢轉變。
時移勢易，梁振英的上臺，代表中共治港的開始，港人治港的結束，多年埋伏的中共地下黨員將會陸續由幕後走到台前，這個變局當中，窮人固然無奈，富人亦難免要付出代價。
公投和政改事件對社民連支持度的影響
公投和政改事件對社民連支持度的影響
社民連積極參加五區公投和高調反對政改方案，不管是政治取態方面還是在事件中表現的形象都會對社民連的支持度產生重要影響。筆者對此試做分析。
正如公投和政改兩個議題本身的劇烈程度一樣，政黨表現受到市民的爭議也是劇烈的，社民連無疑是表達和參與都是最積極的政黨，因此市民的反應會有正反兩方面，而且兩方面帶來的影響都是劇烈的。
縱觀世界各國政壇，凡是持極端政治主張的政黨，必然會得到小眾選民的堅定支持，同時會令到大衆選民產生負面印象，這也是社民連一貫以來在香港政治生態中的實際處境。社民連在2008年立法會選舉中得到10%的選票支持，清晰反映了社民連的基本槃。
香港的選民可以划分爲三大部分，建制派選民、游離選民、民主派選民，從2008年選舉的數字反映，這三個部分大致的比例是30%、30%、40%。支持民主派的選民還可以劃分爲四個部分，民主黨選民、公民黨選民、社民連選民、其它民主派選民，這四個部分大致的的比例是40%（民主黨+前綫）、24%（公民黨）、18%（社民連）、18%（其它民主派）。由此可以計算出社民連的“鉄票”為全部投票選民的7.2%，折算成選民數字約為12万（注意，這個數字指“鉄票”，2008年社民連的實際得票約為15万票）。香港有370万登記選民，過往的投票率平均在50%左右，社民連的堅定支持者約佔香港登記選民的3%，可見，這個小眾有多小，而其餘的大衆有多大。
五區公投社民連三子共得票約28万，雖然不能簡單的理解未來選舉這些票全都會繼續投給社民連，而且可以預料大部分都會從新歸隊，但是，事件加深了選民對社民連候選人的印象，將來必定會帶來粘票效應，可以說社民連是有所得着的。
政改事件中社民連表現十分激烈，並且引來媒體大量而廣泛的關注和報道，當然，由於香港主流媒體一貫對社民連有偏見，這些報道主要是負面的。對於政黨和政治人物來説，曝光量大，必定會對部分游離選民有吸引作用，但另一方面，受輿論和價值判斷的影響，相信大部分游離選民對社民連的負面印象會加深。
受到社民連批評的政黨，其基礎選民對社民連的敵視感會加強，但是這部分對選票的轉移及歸屬沒有太實質的影響。
縂的來説，通過公投和政改兩個戰役，社民連的支持者會有所增加，但社會的負面評價聲音亦會空前加強，並且一段時間内對社民連的發展會帶來不利影響。而長期來説，如果社會基本矛盾得不到緩解，社民連無私無畏、始終如一的政治立場會逐漸得到較多市民的理解。
筆者估計，剔除少量的流失，社民連的支持票會有1到2万的實質增長，如果即時舉行立法會選舉，在70席的新遊戲規則下，社民連可以輕易取得4個議席，但要獲得5個議席難度會非常大。港大民意調查指出，社民連議員近期表現在香港社會的整體印象分急劇下降，現在離2012年立法會選舉還有較長時間，所謂衆口鑠金，未來輿論和社會評價對支持度造成的影響不得不加以重視。
社民連積極參加五區公投和高調反對政改方案，不管是政治取態方面還是在事件中表現的形象都會對社民連的支持度產生重要影響。筆者對此試做分析。
正如公投和政改兩個議題本身的劇烈程度一樣，政黨表現受到市民的爭議也是劇烈的，社民連無疑是表達和參與都是最積極的政黨，因此市民的反應會有正反兩方面，而且兩方面帶來的影響都是劇烈的。
縱觀世界各國政壇，凡是持極端政治主張的政黨，必然會得到小眾選民的堅定支持，同時會令到大衆選民產生負面印象，這也是社民連一貫以來在香港政治生態中的實際處境。社民連在2008年立法會選舉中得到10%的選票支持，清晰反映了社民連的基本槃。
香港的選民可以划分爲三大部分，建制派選民、游離選民、民主派選民，從2008年選舉的數字反映，這三個部分大致的比例是30%、30%、40%。支持民主派的選民還可以劃分爲四個部分，民主黨選民、公民黨選民、社民連選民、其它民主派選民，這四個部分大致的的比例是40%（民主黨+前綫）、24%（公民黨）、18%（社民連）、18%（其它民主派）。由此可以計算出社民連的“鉄票”為全部投票選民的7.2%，折算成選民數字約為12万（注意，這個數字指“鉄票”，2008年社民連的實際得票約為15万票）。香港有370万登記選民，過往的投票率平均在50%左右，社民連的堅定支持者約佔香港登記選民的3%，可見，這個小眾有多小，而其餘的大衆有多大。
五區公投社民連三子共得票約28万，雖然不能簡單的理解未來選舉這些票全都會繼續投給社民連，而且可以預料大部分都會從新歸隊，但是，事件加深了選民對社民連候選人的印象，將來必定會帶來粘票效應，可以說社民連是有所得着的。
政改事件中社民連表現十分激烈，並且引來媒體大量而廣泛的關注和報道，當然，由於香港主流媒體一貫對社民連有偏見，這些報道主要是負面的。對於政黨和政治人物來説，曝光量大，必定會對部分游離選民有吸引作用，但另一方面，受輿論和價值判斷的影響，相信大部分游離選民對社民連的負面印象會加深。
受到社民連批評的政黨，其基礎選民對社民連的敵視感會加強，但是這部分對選票的轉移及歸屬沒有太實質的影響。
縂的來説，通過公投和政改兩個戰役，社民連的支持者會有所增加，但社會的負面評價聲音亦會空前加強，並且一段時間内對社民連的發展會帶來不利影響。而長期來説，如果社會基本矛盾得不到緩解，社民連無私無畏、始終如一的政治立場會逐漸得到較多市民的理解。
筆者估計，剔除少量的流失，社民連的支持票會有1到2万的實質增長，如果即時舉行立法會選舉，在70席的新遊戲規則下，社民連可以輕易取得4個議席，但要獲得5個議席難度會非常大。港大民意調查指出，社民連議員近期表現在香港社會的整體印象分急劇下降，現在離2012年立法會選舉還有較長時間，所謂衆口鑠金，未來輿論和社會評價對支持度造成的影響不得不加以重視。
反對功能組別與參選功能組別是一個悖論嗎？
反對功能組別與參選功能組別是一個悖論嗎？
很多朋友認爲社民連既然反對功能組別就不應參選功能組別，否則就有違自己的政治原則，就會受到市民的唾棄。對此，我作一個較詳細的論述。
首先，我們反對的是什麽？是功能組別這種不民主不公義的選舉方式，是支持建立這種制度和維護這種制度的組織和人，對不對？而不是反對循功能組別當選的議員，議員參選和當選本身是沒有過錯的，有過錯的的是既循功能組別入立法會又支持繼續保留功能組別的議員，如陳茂波等建制派議員；那些循功能組別入立法會但支持廢除功能組別的議員，如吳靄儀等，你能反對她嗎？你能説服香港市民反對她嗎？
推而廣之，整個立法會就是一個不公義不民主的產物，這個立法會的設計由中央和大財團掌控，只可能通過他們喜歡的法案和動議，其它民主派議員注定是一個陪襯。那麽，你能說所有參選和當選的立法會議員都是為這個議會的合法性在代言嗎？你能說包括毓民、長毛、大舊在内所有的議員都是“不該”嗎？很顯然，只須凴直覺，我們就知道不能這樣判斷問題。
在現行的條件下，包括社民連在内，所有的民主黨派都選擇了將建制内鬥爭作爲一種手段，在議會内，發出民主的聲音，這樣，建制外的鬥爭才可以得到最大的聲援。建制内獲得越多的席位，發出民主的聲音就越大，加上建制外的發動，當這兩种力量的匯合遠大于建制派、保皇派的力量時，香港民主才會有早日實現的曙光。
有人提出，“如果社民連參與新5席功能組別選舉則與民主黨有什麽分別？”那麽，是不是凡是民主黨做的，社民連就不能做，這才叫有分別呢？顯然不是，這只能叫為反對而反對。社民連和民主黨的根本分別在於，社民連堅信鬥爭的必要性和主要性，而民主黨相信向強權妥協可以換來成功，這兩种取態最終會導致政治原則的分道揚鑣，變成堅定者和投降者的分歧。
還有人顧慮社民連建黨之初就聲明不參與功能組別的選舉，如果現在參與區議會新5席是否有不良後果。我認爲，當時作出的聲明是無可厚非的，是階段性的需要，但其本質是一種政治宣示的方式，同時也是政黨區隔化的宣傳手段，而非什麽原則性問題，更不要因爲由來以久就連自己都相信這是一個原則問題。如果認爲這是原則問題，那麽還有誰可以做社民連的盟友呢？不都有原則分歧嗎？既然歸入策略問題，那是不是隨著時間和形勢的改變而有從新檢討的必要呢？原則問題絕不容許搖擺不定，但策略上一道走到黑的做法只能代表教條主義、形式主義的思維，而非真正民主鬥士的風骨。
很多朋友認爲社民連既然反對功能組別就不應參選功能組別，否則就有違自己的政治原則，就會受到市民的唾棄。對此，我作一個較詳細的論述。
首先，我們反對的是什麽？是功能組別這種不民主不公義的選舉方式，是支持建立這種制度和維護這種制度的組織和人，對不對？而不是反對循功能組別當選的議員，議員參選和當選本身是沒有過錯的，有過錯的的是既循功能組別入立法會又支持繼續保留功能組別的議員，如陳茂波等建制派議員；那些循功能組別入立法會但支持廢除功能組別的議員，如吳靄儀等，你能反對她嗎？你能説服香港市民反對她嗎？
推而廣之，整個立法會就是一個不公義不民主的產物，這個立法會的設計由中央和大財團掌控，只可能通過他們喜歡的法案和動議，其它民主派議員注定是一個陪襯。那麽，你能說所有參選和當選的立法會議員都是為這個議會的合法性在代言嗎？你能說包括毓民、長毛、大舊在内所有的議員都是“不該”嗎？很顯然，只須凴直覺，我們就知道不能這樣判斷問題。
在現行的條件下，包括社民連在内，所有的民主黨派都選擇了將建制内鬥爭作爲一種手段，在議會内，發出民主的聲音，這樣，建制外的鬥爭才可以得到最大的聲援。建制内獲得越多的席位，發出民主的聲音就越大，加上建制外的發動，當這兩种力量的匯合遠大于建制派、保皇派的力量時，香港民主才會有早日實現的曙光。
有人提出，“如果社民連參與新5席功能組別選舉則與民主黨有什麽分別？”那麽，是不是凡是民主黨做的，社民連就不能做，這才叫有分別呢？顯然不是，這只能叫為反對而反對。社民連和民主黨的根本分別在於，社民連堅信鬥爭的必要性和主要性，而民主黨相信向強權妥協可以換來成功，這兩种取態最終會導致政治原則的分道揚鑣，變成堅定者和投降者的分歧。
還有人顧慮社民連建黨之初就聲明不參與功能組別的選舉，如果現在參與區議會新5席是否有不良後果。我認爲，當時作出的聲明是無可厚非的，是階段性的需要，但其本質是一種政治宣示的方式，同時也是政黨區隔化的宣傳手段，而非什麽原則性問題，更不要因爲由來以久就連自己都相信這是一個原則問題。如果認爲這是原則問題，那麽還有誰可以做社民連的盟友呢？不都有原則分歧嗎？既然歸入策略問題，那是不是隨著時間和形勢的改變而有從新檢討的必要呢？原則問題絕不容許搖擺不定，但策略上一道走到黑的做法只能代表教條主義、形式主義的思維，而非真正民主鬥士的風骨。
阿陶當選后是否也要掟蕉掃台？
阿陶當選后是否也要掟蕉掃台？
政改之後香港政治版圖無可避免要從新洗牌，近日，各政黨紛紛舉行内部研討會，以研究形勢和探討未來路向。社民連如何佈局，筆者提出以下幾點意見，供大家討論：
1、社團形象應當擴寬色彩。社民連創黨至今，政治形象鮮明，民主鷹派深入人心，社民連三子在議會内外為民主民生奔走呐喊，必要時更採取激烈抗爭手段，罵狗官、掟蕉、掃台，演繹得絲絲入扣，一隊好band,配合得天衣無縫。然而，社民連的形象和抗爭手段是否就此定型了呢？如從發展的角度看，恐怕並不適合實際需要。比如，罵狗官、掟蕉、掃台這些事，並非人人可為的，三子天生異稟，兼且聲大過人，演繹起來自然十分到位，倘若讓官仔骨骨、斯斯文文的陶君行，也作出這番行止，恐怕會有點不倫不類了。搞政治等於開鋪頭，促銷手法必須定期檢討，花樣不斷翻新，方能客似運來，財源廣進。
2、應當檢討政治方向和鬥爭手段，方向要更堅定，手段應更靈活。以社民連的建黨綱領為藍本，根據香港政治形勢的發展，對社團的基本政治主張作出更為具體的闡釋，對於鬥爭的方式和手段作更具體的部署。切勿把方向問題和手段問題混淆不清，而使方向不得以明確，手段不得以靈活。社民連當前亟待解決這樣一個問題，到底誰是朋友？社民連需要什麽樣的朋友？需要多少的朋友？在這個問題上，社民連歷來是思考得不充分的，行動上就有了情緒化和隨意性，不解決這個問題，對於社團的發展和佔據有利的鬥爭位置是極爲不利的。
3、認真檢討組織擴充和知識更新的問題。應該聯合那些人？合併那些政治力量？應該培養和吸收那些新生力量？社民連正在積極推進黨校的成立，有助於政黨理念的宣傳，但社團内鬆散的組織方式已經到了必須重新規劃和整頓的時候了，否則就無法抓住迅速發展的機遇。社民連的知識結構比較同質化，有利也有弊。在建黨初期，有利於同志閒志同道合，避免過多爭論，容易形成行動綱領；但隨著社團發展，單一的知識結構逐漸難以應付與外界溝通和内部思想踫撞的需要。一個知識僵化、思想僵化的政治團體，注定是走得不遠，甚至難逃消亡命運的。
政改之後香港政治版圖無可避免要從新洗牌，近日，各政黨紛紛舉行内部研討會，以研究形勢和探討未來路向。社民連如何佈局，筆者提出以下幾點意見，供大家討論：
1、社團形象應當擴寬色彩。社民連創黨至今，政治形象鮮明，民主鷹派深入人心，社民連三子在議會内外為民主民生奔走呐喊，必要時更採取激烈抗爭手段，罵狗官、掟蕉、掃台，演繹得絲絲入扣，一隊好band,配合得天衣無縫。然而，社民連的形象和抗爭手段是否就此定型了呢？如從發展的角度看，恐怕並不適合實際需要。比如，罵狗官、掟蕉、掃台這些事，並非人人可為的，三子天生異稟，兼且聲大過人，演繹起來自然十分到位，倘若讓官仔骨骨、斯斯文文的陶君行，也作出這番行止，恐怕會有點不倫不類了。搞政治等於開鋪頭，促銷手法必須定期檢討，花樣不斷翻新，方能客似運來，財源廣進。
2、應當檢討政治方向和鬥爭手段，方向要更堅定，手段應更靈活。以社民連的建黨綱領為藍本，根據香港政治形勢的發展，對社團的基本政治主張作出更為具體的闡釋，對於鬥爭的方式和手段作更具體的部署。切勿把方向問題和手段問題混淆不清，而使方向不得以明確，手段不得以靈活。社民連當前亟待解決這樣一個問題，到底誰是朋友？社民連需要什麽樣的朋友？需要多少的朋友？在這個問題上，社民連歷來是思考得不充分的，行動上就有了情緒化和隨意性，不解決這個問題，對於社團的發展和佔據有利的鬥爭位置是極爲不利的。
3、認真檢討組織擴充和知識更新的問題。應該聯合那些人？合併那些政治力量？應該培養和吸收那些新生力量？社民連正在積極推進黨校的成立，有助於政黨理念的宣傳，但社團内鬆散的組織方式已經到了必須重新規劃和整頓的時候了，否則就無法抓住迅速發展的機遇。社民連的知識結構比較同質化，有利也有弊。在建黨初期，有利於同志閒志同道合，避免過多爭論，容易形成行動綱領；但隨著社團發展，單一的知識結構逐漸難以應付與外界溝通和内部思想踫撞的需要。一個知識僵化、思想僵化的政治團體，注定是走得不遠，甚至難逃消亡命運的。
好一個“語言暴力”？
好一個“語言暴力”？
近日香港的輿論狠批“語言暴力”，聲討之勢如10號風毬襲港，嗆聲者蕓蕓雜雜、上至達官會貴、中至媒體編採、下至街頭義伯、義嬸，總之，三六九等各色盡有。其中尤以民主黨的硬骨頭劉惠卿表現最爲搶眼，無論出席何種場合，無論脣早、午后，還是黃昏、入夜，只要卿姐艷影所至，言必“反專制、反霸權、反暴力、反粗口”。一夜之間，香港仿佛回歸百年前婦女解放運動之壯麗圖景，時光倒敍，讓人可磋可嘆！
說起反暴力，香港是有傳統的，引起社會轟動的，隨便就能抓出幾例，例如1989年全港百萬民衆上街抗議中共暴力鎮壓學生、1992年劉嘉玲被綁兼拍不雅照引發全港藝人反暴力大遊行、以及2006年何俊仁遇襲受傷引發民主黨和各界聲討暴力等等。可見，香港社會對使用暴力是十分反感的，對施暴者是十分痛恨的。
同樣是反暴，這一次與以往的事件一概有些區別，反的是一個叫做“語言暴力”的東西。所謂有因才有果，那麽，這次事件究竟事出何因呢？所謂的“語言暴力”到底有多暴力呢？筆者在網上遍尋資料，花了整整三天兩夜，縂算是把事情的曲直原委理出個大概。原來事件起因在於香港立法會内有一個“邪”黨，被某些同僚愛稱爲“民主流氓連綫”，也難怪，這幾個代議仕，非長即短，非肥即瘦，聲如雷公，動如困獸，見高官不行禮，見特首贈狗頭。議事堂内，山川倒流，日月無光，眾卿傢有者驚恐莫名，有者閉語失言。堂内如此，堂外更甚，據説“邪”黨黨羽眾多，時而嘯聚維園山林，時而擾攘立會們外，擧“邪”幟、發“邪”聲、唱“邪”歌。試問我香港福地，中央關懷，官宦用心，政通人和，大塊分金，如何容得下這等孽障橫行，妖言惑衆呢？
但是話又講返轉頭，香港難道不是自詡法治之都嗎？以言入罪恐怕開埠以來，聞所未聞。語言就是語言，暴力就是暴力，扯在一起，縂有些不倫不類。一個被樓神施永青先生指為非驢非馬，夾雜3大類、數十小种選舉模式的政改改良方案尚且能被議員們包容通過，難道少數派的幾聲批評，普儸市民的幾陣倒彩就這麽難以接受嗎？心理學傢的研究表明，人總是有些情緒的，包括司徒華老先生，劉慧卿女士，只要是正常的人，他都是有情緒的，張文光先生比較含蓄，可事實也曾經證明，他是有情緒的。在關係香港全體市民福祉的政改大事上，有些人爲了一點可憐的私心，偏要出賣香港的民主，出賣香港的利益，難道星斗小民們就不能發生一點政治情緒嗎？
對香港政治生活漠不關心的人，那些麻木不仁的人，他可能不會有什麽政治情緒。玩弄政治權術的人，他可能有政治情緒，但不當面表現出來，轉過身再給你背後一槍，甚至秋後算賬。有政治情緒又能馬上爆發的人，才是光明磊落的人，真正關心和保護香港利益的人。
今天，請讓我們記住一個名詞：政治情緒公開化。請讓我們記住一群人，一群敢於在權貴壓迫底下，公開表達自己的政治情緒的人，我要說，他們才是香港人的脊梁！
近日香港的輿論狠批“語言暴力”，聲討之勢如10號風毬襲港，嗆聲者蕓蕓雜雜、上至達官會貴、中至媒體編採、下至街頭義伯、義嬸，總之，三六九等各色盡有。其中尤以民主黨的硬骨頭劉惠卿表現最爲搶眼，無論出席何種場合，無論脣早、午后，還是黃昏、入夜，只要卿姐艷影所至，言必“反專制、反霸權、反暴力、反粗口”。一夜之間，香港仿佛回歸百年前婦女解放運動之壯麗圖景，時光倒敍，讓人可磋可嘆！
說起反暴力，香港是有傳統的，引起社會轟動的，隨便就能抓出幾例，例如1989年全港百萬民衆上街抗議中共暴力鎮壓學生、1992年劉嘉玲被綁兼拍不雅照引發全港藝人反暴力大遊行、以及2006年何俊仁遇襲受傷引發民主黨和各界聲討暴力等等。可見，香港社會對使用暴力是十分反感的，對施暴者是十分痛恨的。
同樣是反暴，這一次與以往的事件一概有些區別，反的是一個叫做“語言暴力”的東西。所謂有因才有果，那麽，這次事件究竟事出何因呢？所謂的“語言暴力”到底有多暴力呢？筆者在網上遍尋資料，花了整整三天兩夜，縂算是把事情的曲直原委理出個大概。原來事件起因在於香港立法會内有一個“邪”黨，被某些同僚愛稱爲“民主流氓連綫”，也難怪，這幾個代議仕，非長即短，非肥即瘦，聲如雷公，動如困獸，見高官不行禮，見特首贈狗頭。議事堂内，山川倒流，日月無光，眾卿傢有者驚恐莫名，有者閉語失言。堂内如此，堂外更甚，據説“邪”黨黨羽眾多，時而嘯聚維園山林，時而擾攘立會們外，擧“邪”幟、發“邪”聲、唱“邪”歌。試問我香港福地，中央關懷，官宦用心，政通人和，大塊分金，如何容得下這等孽障橫行，妖言惑衆呢？
但是話又講返轉頭，香港難道不是自詡法治之都嗎？以言入罪恐怕開埠以來，聞所未聞。語言就是語言，暴力就是暴力，扯在一起，縂有些不倫不類。一個被樓神施永青先生指為非驢非馬，夾雜3大類、數十小种選舉模式的政改改良方案尚且能被議員們包容通過，難道少數派的幾聲批評，普儸市民的幾陣倒彩就這麽難以接受嗎？心理學傢的研究表明，人總是有些情緒的，包括司徒華老先生，劉慧卿女士，只要是正常的人，他都是有情緒的，張文光先生比較含蓄，可事實也曾經證明，他是有情緒的。在關係香港全體市民福祉的政改大事上，有些人爲了一點可憐的私心，偏要出賣香港的民主，出賣香港的利益，難道星斗小民們就不能發生一點政治情緒嗎？
對香港政治生活漠不關心的人，那些麻木不仁的人，他可能不會有什麽政治情緒。玩弄政治權術的人，他可能有政治情緒，但不當面表現出來，轉過身再給你背後一槍，甚至秋後算賬。有政治情緒又能馬上爆發的人，才是光明磊落的人，真正關心和保護香港利益的人。
今天，請讓我們記住一個名詞：政治情緒公開化。請讓我們記住一群人，一群敢於在權貴壓迫底下，公開表達自己的政治情緒的人，我要說，他們才是香港人的脊梁！
我對港大民調的解讀
我對港大民調的解讀
港大今日最新民調，十大立法會議員出爐。這個民調主要的評價元素是知名度+評分，反映出來的並非單一量化指標，如不加以仔細分析，極易掉入所謂“支持度”的陷阱。筆者試為大家做些解讀：
1、政黨政治深化，兩大陣營讓香港市民歸邊
回歸13年，香港市民對政黨了解日益加深，更多的市民評價立法會議員加入政黨元素，造成支持和反對群體壁壘分明。這樣，就不難理解屢次同類民調市民對立法會議員的整體評分一路下滑，並且向50分的中間綫進發，因爲對每一位議員的評價，支持陣營的市民在做加法，而反對陣營的市民在做減法。泛民和建制兩派主要政黨領軍人物的得分恰成六、四之比就更加印證了這種局面。反而有些政黨色彩較淡的議員，雖然未能入十大，但得到評分就很高，原因是固有支持的市民給他們打高分，而對他們做減法的市民則很少。
2、何俊仁、劉慧卿明得秋波，暗失楚河
經過政改一役，何俊仁、劉慧卿兩位民主黨大將所獲評分不降反升，有人認爲他們係政改之中沒有失分，這是一種十分膚淺的解讀。倘若成立，則如何解釋反對政改方案的公民黨正副黨魁，在同一個民調中都能夠得到加分呢？正確的解讀是，經此一役，民主黨在建制派支持者當中印象變好了，減法做少了，而且還不是一般地少，畢竟歷史性的揮手作用豈同一般？相應，他們在民主派支持者當中的加法也自然做少了。民主黨贏得對方陣營的秋波，但絕對不會收穫等量的選票，民主黨在泛民支持者當中失去分數，最後都會用選票來兌現。李柱銘說，用一個長期支持者的失望來換取五個新朋友的秋波，結果還是會輸掉選票，這是很有見地的觀點。
3、公民黨明星耀眼，泛民附和
十大議員民調中，梁家傑、余若薇摘取頭牌、二牌，可以反映政改一役中表現出色、出盡風頭，不但在泛民支持者當中行情看漲，並且沒有太大刺激到反對陣營的神經，加法做大了，減法損失不多。如果折換成選票則必定大有斬獲。
4、無人不識黃毓民、無人不談梁國雄
十大議員當中，社民連三子位居第八、九、十，得分下降最多，而且與前面七位比較相差一大截。如何解讀這個現象呢？首先，説明社民連的而且確係立法會的少數派，而且係極端政治人物，社民連三子愛憎分明，自然選民對他們也是愛憎分明，我唸，如果翻開港大的調查問卷，很多人給他們的分數不是100分，就係0分。而在知名度這一欄，毓民和長毛位居首、次兩席，而在表態率中，長毛更是榮登榜首，得分26.5分，全場最低，給與打分的卻佔97.8%，這表明，幾乎100%的人對長毛有明確看法。做一個極端的假設，如果支持長毛的都打了100分，而反對他的都打了0分，那麽，不難推算，如果明天大選，長毛在全港的得票率將會是26.5%，無論出選那個區，都將會成爲名副其實的票王。當然，這只是一個帶假設性的推測，而非100%真實的情況。十分有意思的是，作爲少數派的社民連，在十大當中坐擁三席，政黨當中，無出其右。
5、建制派悶聲豈能發大財
江澤民當年回答記者提問經典一幕當中，曾經給香港人贈金句，謂之“悶聲發大財”。可惜這條法則在政黨鬥法當中實屬一無是處。建制派只有曾鈺成凴立法會主席身份取得十大議員當中第七一席，而民建聯正副主席譚燿宗和劉江華的知名度僅列第17、19名。可見，建制派在政改一役當中毫無表現，盡失媒體眼球，作爲立法會第一大黨，民建聯將星黯淡、人才凋零，對於下屆增加席位的立法會選舉，並非吉兆。
港大今日最新民調，十大立法會議員出爐。這個民調主要的評價元素是知名度+評分，反映出來的並非單一量化指標，如不加以仔細分析，極易掉入所謂“支持度”的陷阱。筆者試為大家做些解讀：
1、政黨政治深化，兩大陣營讓香港市民歸邊
回歸13年，香港市民對政黨了解日益加深，更多的市民評價立法會議員加入政黨元素，造成支持和反對群體壁壘分明。這樣，就不難理解屢次同類民調市民對立法會議員的整體評分一路下滑，並且向50分的中間綫進發，因爲對每一位議員的評價，支持陣營的市民在做加法，而反對陣營的市民在做減法。泛民和建制兩派主要政黨領軍人物的得分恰成六、四之比就更加印證了這種局面。反而有些政黨色彩較淡的議員，雖然未能入十大，但得到評分就很高，原因是固有支持的市民給他們打高分，而對他們做減法的市民則很少。
2、何俊仁、劉慧卿明得秋波，暗失楚河
經過政改一役，何俊仁、劉慧卿兩位民主黨大將所獲評分不降反升，有人認爲他們係政改之中沒有失分，這是一種十分膚淺的解讀。倘若成立，則如何解釋反對政改方案的公民黨正副黨魁，在同一個民調中都能夠得到加分呢？正確的解讀是，經此一役，民主黨在建制派支持者當中印象變好了，減法做少了，而且還不是一般地少，畢竟歷史性的揮手作用豈同一般？相應，他們在民主派支持者當中的加法也自然做少了。民主黨贏得對方陣營的秋波，但絕對不會收穫等量的選票，民主黨在泛民支持者當中失去分數，最後都會用選票來兌現。李柱銘說，用一個長期支持者的失望來換取五個新朋友的秋波，結果還是會輸掉選票，這是很有見地的觀點。
3、公民黨明星耀眼，泛民附和
十大議員民調中，梁家傑、余若薇摘取頭牌、二牌，可以反映政改一役中表現出色、出盡風頭，不但在泛民支持者當中行情看漲，並且沒有太大刺激到反對陣營的神經，加法做大了，減法損失不多。如果折換成選票則必定大有斬獲。
4、無人不識黃毓民、無人不談梁國雄
十大議員當中，社民連三子位居第八、九、十，得分下降最多，而且與前面七位比較相差一大截。如何解讀這個現象呢？首先，説明社民連的而且確係立法會的少數派，而且係極端政治人物，社民連三子愛憎分明，自然選民對他們也是愛憎分明，我唸，如果翻開港大的調查問卷，很多人給他們的分數不是100分，就係0分。而在知名度這一欄，毓民和長毛位居首、次兩席，而在表態率中，長毛更是榮登榜首，得分26.5分，全場最低，給與打分的卻佔97.8%，這表明，幾乎100%的人對長毛有明確看法。做一個極端的假設，如果支持長毛的都打了100分，而反對他的都打了0分，那麽，不難推算，如果明天大選，長毛在全港的得票率將會是26.5%，無論出選那個區，都將會成爲名副其實的票王。當然，這只是一個帶假設性的推測，而非100%真實的情況。十分有意思的是，作爲少數派的社民連，在十大當中坐擁三席，政黨當中，無出其右。
5、建制派悶聲豈能發大財
江澤民當年回答記者提問經典一幕當中，曾經給香港人贈金句，謂之“悶聲發大財”。可惜這條法則在政黨鬥法當中實屬一無是處。建制派只有曾鈺成凴立法會主席身份取得十大議員當中第七一席，而民建聯正副主席譚燿宗和劉江華的知名度僅列第17、19名。可見，建制派在政改一役當中毫無表現，盡失媒體眼球，作爲立法會第一大黨，民建聯將星黯淡、人才凋零，對於下屆增加席位的立法會選舉，並非吉兆。
一旦梁振英上臺會做些什麽？
一旦梁振英上臺會做些什麽？
其實標題的“一旦”二字有些多餘，以筆者分析，2012年梁振英是一定會當上特首的。
中共接收香港以後，如何改造香港，使其政治、經濟與中共模式接軌，早已有明確的目標和策略。所謂50年不變，只不過是一種模棱兩可的政治把戲。中共改造香港，重中之重，就是對香港管治班子的安排，其考量之周密、佈局之長遠，可以說絕少香港人能夠猜度得透。早在80年代初、中英談判始，中央就已經在香港培養或安插了大量的地下黨員，而這些未來的統治精英並非97回歸后馬上就能走上香港統治政權的頂端，經歷董建華、曾蔭權兩人15年的過渡期后，地下中共黨員統治香港的時機就成熟了。
梁振英上臺后，第一件事必定是組建領導班子，這個班子有一明一暗兩個，在明處當然是特區政府行政侷及各問責官員了，在暗處就是香港地下中共黨委。這個黨委開始人數不多，多了不夠機密，估計只有3個人左右，但三位司長當中必定佔一到兩位，而行政會議當中必定3位都在其列。大家還記得政治問責制是什麽時候開始的嗎？實施多年后對政府施政有什麽幫助？告訴你，搞政治問責制的目的其實只有一個，就是為中共地下黨順利進入管治班子預先鋪路，看，中共的政治手腕就是高明!筆者認爲，將來進入政治問責的中共地下黨高官當中，必定有一位來自建制派政黨，而另一位來自香港的投共主流媒體。最近梁振英大談將來新政府如何與立法會合作，又大談所謂增加香港人共識，這不正好是為將來的班子成員安排鋪路嗎？
大家想一想，梁振英上臺后，首先要對付的是那些人？民主派嗎？不是！估計你們想不到，梁振英首先要對付的就是香港的大財團，尤其是大地產商。可能有人說，香港的大財團不是一直親中的麽？梁振英爲什麽要對付他們呢？這裡面的機關估計沒幾個人能夠弄得明白，就讓筆者告訴你們吧。香港的大財團一直所謂的親中是不錯，但是他們之所以這樣，純粹是為了得到更多的商業利益，所謂財大氣粗，對香港有重要影響力，雖然跟中央領導人眉來眼去，但是就一直不太買香港特首的帳，過去的董建華，和現在的曾蔭權，受這些財團的背後攻擊和非議之多，可以說數不勝數，這也是兩屆管治班子做人夾著尾巴，施政縮手縮腳的主要原因。從中央的利益和期許來看，香港需要一個真正施行雷霆手段、獨斷朝綱的領導人，這樣，各大財團才能真正馴服，香港民主派才可以逐漸封殺，23條的立法才可以順利通過，香港與内地的政治、經濟對接才能最終實現。
但是，中央支持的這個人必須是在黨旗下宣誓過誓死效忠的自己人，否則，授予他極大的權利就是一種極大的冒險。梁振英現在不是天天鼓吹“人心工程”麽？正好從住房問題入手，拿地產商開刀，既可以籠絡民心，又可以給地產商一點顔色，兩面通吃，打的好一個如意算盤。有人可能會問，拿地產商開刀，萬一引起反彈，豈不是重蹈老董覆轍了麽？告訴你，現在形勢與往日大不相同了，香港的大地產商在内地都有巨大的經濟利益，只要阿爺吹雞，誰敢不服？
中央就是要梁振英徹底坐大，唯有這樣，才能夠把香港的媒體、輿論控制起來，才能把貪污腐敗風氣引進香港，才能把香港式法治變成大陸式法治，然後，消滅香港民主派就不費吹灰之力了，到了2020，中共香港黨委名正言順、挂牌營業，也就水到渠成了，香港從此可以實行大陸的人大體制，什麽政制爭拗？什麽港人治港？統統都不再是問題。
話雖如此，但是人算不如天算，恐怕首先撐不住的是中共本身在大陸的專制統治，以今日大陸基本矛盾之深，民間抗爭之激烈發展，中共在大陸估計不用到2020就已經瓦解了，到其時，香港成爲大中國區最後一個實現民主政治的地方，這對今日的香港人來説，真是莫大的諷刺，恐怕到時真的哭笑不得了。
其實標題的“一旦”二字有些多餘，以筆者分析，2012年梁振英是一定會當上特首的。
中共接收香港以後，如何改造香港，使其政治、經濟與中共模式接軌，早已有明確的目標和策略。所謂50年不變，只不過是一種模棱兩可的政治把戲。中共改造香港，重中之重，就是對香港管治班子的安排，其考量之周密、佈局之長遠，可以說絕少香港人能夠猜度得透。早在80年代初、中英談判始，中央就已經在香港培養或安插了大量的地下黨員，而這些未來的統治精英並非97回歸后馬上就能走上香港統治政權的頂端，經歷董建華、曾蔭權兩人15年的過渡期后，地下中共黨員統治香港的時機就成熟了。
梁振英上臺后，第一件事必定是組建領導班子，這個班子有一明一暗兩個，在明處當然是特區政府行政侷及各問責官員了，在暗處就是香港地下中共黨委。這個黨委開始人數不多，多了不夠機密，估計只有3個人左右，但三位司長當中必定佔一到兩位，而行政會議當中必定3位都在其列。大家還記得政治問責制是什麽時候開始的嗎？實施多年后對政府施政有什麽幫助？告訴你，搞政治問責制的目的其實只有一個，就是為中共地下黨順利進入管治班子預先鋪路，看，中共的政治手腕就是高明!筆者認爲，將來進入政治問責的中共地下黨高官當中，必定有一位來自建制派政黨，而另一位來自香港的投共主流媒體。最近梁振英大談將來新政府如何與立法會合作，又大談所謂增加香港人共識，這不正好是為將來的班子成員安排鋪路嗎？
大家想一想，梁振英上臺后，首先要對付的是那些人？民主派嗎？不是！估計你們想不到，梁振英首先要對付的就是香港的大財團，尤其是大地產商。可能有人說，香港的大財團不是一直親中的麽？梁振英爲什麽要對付他們呢？這裡面的機關估計沒幾個人能夠弄得明白，就讓筆者告訴你們吧。香港的大財團一直所謂的親中是不錯，但是他們之所以這樣，純粹是為了得到更多的商業利益，所謂財大氣粗，對香港有重要影響力，雖然跟中央領導人眉來眼去，但是就一直不太買香港特首的帳，過去的董建華，和現在的曾蔭權，受這些財團的背後攻擊和非議之多，可以說數不勝數，這也是兩屆管治班子做人夾著尾巴，施政縮手縮腳的主要原因。從中央的利益和期許來看，香港需要一個真正施行雷霆手段、獨斷朝綱的領導人，這樣，各大財團才能真正馴服，香港民主派才可以逐漸封殺，23條的立法才可以順利通過，香港與内地的政治、經濟對接才能最終實現。
但是，中央支持的這個人必須是在黨旗下宣誓過誓死效忠的自己人，否則，授予他極大的權利就是一種極大的冒險。梁振英現在不是天天鼓吹“人心工程”麽？正好從住房問題入手，拿地產商開刀，既可以籠絡民心，又可以給地產商一點顔色，兩面通吃，打的好一個如意算盤。有人可能會問，拿地產商開刀，萬一引起反彈，豈不是重蹈老董覆轍了麽？告訴你，現在形勢與往日大不相同了，香港的大地產商在内地都有巨大的經濟利益，只要阿爺吹雞，誰敢不服？
中央就是要梁振英徹底坐大，唯有這樣，才能夠把香港的媒體、輿論控制起來，才能把貪污腐敗風氣引進香港，才能把香港式法治變成大陸式法治，然後，消滅香港民主派就不費吹灰之力了，到了2020，中共香港黨委名正言順、挂牌營業，也就水到渠成了，香港從此可以實行大陸的人大體制，什麽政制爭拗？什麽港人治港？統統都不再是問題。
話雖如此，但是人算不如天算，恐怕首先撐不住的是中共本身在大陸的專制統治，以今日大陸基本矛盾之深，民間抗爭之激烈發展，中共在大陸估計不用到2020就已經瓦解了，到其時，香港成爲大中國區最後一個實現民主政治的地方，這對今日的香港人來説，真是莫大的諷刺，恐怕到時真的哭笑不得了。
司徒華，與民主的一場盲婚？
司徒華，與民主的一場盲婚？
最近，有香港報章透露民主黨元老司徒華先生接受的一段採訪，稱司徒華先生罕有地談及下任特首人選。“他表示，會推薦現任財政司司長曾俊華，認為他‘是公務員出身，熟悉政府運作’。”文章雖短，筆者讀來卻倒吸了一口冷氣。這是我所認識的司徒華先生嗎？
說起司徒華，香港人的腦海中不由自主會與一個名詞聯係到一起：民主。街喻戶嘵的民主老人司徒華，關於他早年投身民主的故事，筆者這樣年紀的人，是需要翻查舊典才能知曉的。從1973年領導非學位教師罷課成功爭取合理薪酬，成為工運領袖，創立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到1978年爭取中文成為主要教學語言，發起第二次中文運動，再到1980年代初領導香港教育界抗議日本篡改日本教科書中侵華歷史部份，司徒華先生無疑是港英殖民地時期香港政治運動的積極參與者，直到85年以立法局教育界功能組別晉身立法局，可以清晰看到，89六四事件之前，司徒華先生是一只手擧著民運大旗，另只一手擧著愛國主義旗幟，為香港蒼生奉獻著自己的力量。1989年是一個無人能夠預見的年份，六四槍聲響后，許多人的命運從此截然改變，其中當然包括了司徒華先生。所謂時局造英雄，既是民心所催，也是凴著一腔熱血，隨著支聯會的成立，宣告香港有了一個跟中央對抗的組織，也催生了司徒華先生長逾20年的對抗之路。毫無疑問，司徒華先生是頑強的，是能夠撐得住的，這一點，你只需每年六月四日的傍晚到維園去走走就不難找到答案。
人生歷練當中，有些事情，只要它年復一年，不斷的重復，我們就自然的有了固定的判斷，甚至不需要深入的追根索源，不需要做任何分析，我們就以爲掌握著紀錄真理的羊皮卷，在我們的思想當中，司徒華先生就是這樣的一個人，他天然的和民主結合在一起，簡直可以說就是民主的化身。
然而，香港政壇最近發生的一些事情，尤其是民主派内部的一些事情，顯得奇異而詭譎。在百思不得其解的時候，筆者終于冒出這樣一個念頭：有些理所當然的事情真的是如此理所當然嗎？終于，在對昔日偶像的情感起了微妙變化的時候，驅使筆者從新探究起偶像形成的原由，將過往相關的歷史逐一梳理，一一串連。雖然筆者至今難以確定是否找到了要找的答案，但卻為解開自己的迷思找到一個可能成立的質疑。這個質疑顯得十分乖張，當我得到這個質疑的時候，自己幾乎驚訝得跌倒。筆者的質疑是，司徒華先生與民主數十年的結合，是出自了解？還是來自誤會？
我們永遠無法扒開一個人的腦子，到裏面去觀察他的思想。因此，我們只能通過他的行爲去推斷他在想什麽，這樣的推斷，無疑會有失誤的時候。比如相識幾十年的一個老朋友，一直以爲他是屬於一類人，到最後一件事情的發生，讓你突然明白，他根本就不是這類人。
司徒華先生擔任校長31年，領導支聯會並投身香港民主運動21年，單凴這兩個年份數字，無人可以懷疑他是一個有始恆終的人。同時筆者有理由相信，有這樣堅韌毅力的人必定是因爲相信而選擇他的道路，但是繼續分析下去問題就來了，他所相信的民主價值觀是怎樣的一個價值觀呢？是理想主義的民主價值觀呢？還是功利主義的民主價值觀呢？是人權大於主權呢？還是主權至上呢？是開明開放的民主觀呢？還是家長式的民主集權觀呢？
筆者忽然想到一個畫面，有個村童走在路上，忽然來了洪水，前面立著兩棵樹，村童來不及細想，趕忙爬上其中的一棵，低頭一看，樹幹上刻著民主二字，打量另一棵，上面刻著獨裁二字，洪水一直沒退，村童逐漸變成了白鬍子老公公，於是，村裏就流傳起民主之神的傳説。
司徒華先生無疑是很能堅持的，堅持得有些固執，教協會長一當26年，至今仍然是教協監事會主席，司徒華先生更以79嵗高齡，仍然擔當支聯會主席，且在民主黨内仍然發揮積極的影響力。司徒華先生無疑是德高望重的，沒有人能趕他下臺，但是正因如此，一個真正的民主推動者更要相信年輕的同志，同時知所進退。
民主是一個事業，需要後繼有人，但絕對不是一個家業，只傳子孫。倘若一個人將民主事業當了家業來辦，那麽就很有理由懷疑他對民主的理解是否準確。
民主是講原則的，普世價值絕不能搓圓捏方，否則人人有自己特色的民主，整個社會就沒有什麽民主可以追求了。為民主鬥爭的時候，什麽事情能夠讓步，什麽事情不能讓步，這體現了對民主價值觀的判斷能力。
搞民主要分得清大義。政黨之上，民主為大，民主之上，人民最大。倘若丟失了這個理念，則定必走向勢利，失卻大義。
司徒華先生評論下屆特首人選，雖然寥寥數語，但背後的含義非同一般。討論權貴之間小圈子的博弈得失，無論支持哪一方，那麽，作爲不公義建制的反對者和推翻者，我想問問司徒華先生，你的屁股坐到哪裏去了呢？由此觀之，不能不讓人懷疑，司徒華先生當初與民主的結合本是一場盲婚罷了。
最近，有香港報章透露民主黨元老司徒華先生接受的一段採訪，稱司徒華先生罕有地談及下任特首人選。“他表示，會推薦現任財政司司長曾俊華，認為他‘是公務員出身，熟悉政府運作’。”文章雖短，筆者讀來卻倒吸了一口冷氣。這是我所認識的司徒華先生嗎？
說起司徒華，香港人的腦海中不由自主會與一個名詞聯係到一起：民主。街喻戶嘵的民主老人司徒華，關於他早年投身民主的故事，筆者這樣年紀的人，是需要翻查舊典才能知曉的。從1973年領導非學位教師罷課成功爭取合理薪酬，成為工運領袖，創立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到1978年爭取中文成為主要教學語言，發起第二次中文運動，再到1980年代初領導香港教育界抗議日本篡改日本教科書中侵華歷史部份，司徒華先生無疑是港英殖民地時期香港政治運動的積極參與者，直到85年以立法局教育界功能組別晉身立法局，可以清晰看到，89六四事件之前，司徒華先生是一只手擧著民運大旗，另只一手擧著愛國主義旗幟，為香港蒼生奉獻著自己的力量。1989年是一個無人能夠預見的年份，六四槍聲響后，許多人的命運從此截然改變，其中當然包括了司徒華先生。所謂時局造英雄，既是民心所催，也是凴著一腔熱血，隨著支聯會的成立，宣告香港有了一個跟中央對抗的組織，也催生了司徒華先生長逾20年的對抗之路。毫無疑問，司徒華先生是頑強的，是能夠撐得住的，這一點，你只需每年六月四日的傍晚到維園去走走就不難找到答案。
人生歷練當中，有些事情，只要它年復一年，不斷的重復，我們就自然的有了固定的判斷，甚至不需要深入的追根索源，不需要做任何分析，我們就以爲掌握著紀錄真理的羊皮卷，在我們的思想當中，司徒華先生就是這樣的一個人，他天然的和民主結合在一起，簡直可以說就是民主的化身。
然而，香港政壇最近發生的一些事情，尤其是民主派内部的一些事情，顯得奇異而詭譎。在百思不得其解的時候，筆者終于冒出這樣一個念頭：有些理所當然的事情真的是如此理所當然嗎？終于，在對昔日偶像的情感起了微妙變化的時候，驅使筆者從新探究起偶像形成的原由，將過往相關的歷史逐一梳理，一一串連。雖然筆者至今難以確定是否找到了要找的答案，但卻為解開自己的迷思找到一個可能成立的質疑。這個質疑顯得十分乖張，當我得到這個質疑的時候，自己幾乎驚訝得跌倒。筆者的質疑是，司徒華先生與民主數十年的結合，是出自了解？還是來自誤會？
我們永遠無法扒開一個人的腦子，到裏面去觀察他的思想。因此，我們只能通過他的行爲去推斷他在想什麽，這樣的推斷，無疑會有失誤的時候。比如相識幾十年的一個老朋友，一直以爲他是屬於一類人，到最後一件事情的發生，讓你突然明白，他根本就不是這類人。
司徒華先生擔任校長31年，領導支聯會並投身香港民主運動21年，單凴這兩個年份數字，無人可以懷疑他是一個有始恆終的人。同時筆者有理由相信，有這樣堅韌毅力的人必定是因爲相信而選擇他的道路，但是繼續分析下去問題就來了，他所相信的民主價值觀是怎樣的一個價值觀呢？是理想主義的民主價值觀呢？還是功利主義的民主價值觀呢？是人權大於主權呢？還是主權至上呢？是開明開放的民主觀呢？還是家長式的民主集權觀呢？
筆者忽然想到一個畫面，有個村童走在路上，忽然來了洪水，前面立著兩棵樹，村童來不及細想，趕忙爬上其中的一棵，低頭一看，樹幹上刻著民主二字，打量另一棵，上面刻著獨裁二字，洪水一直沒退，村童逐漸變成了白鬍子老公公，於是，村裏就流傳起民主之神的傳説。
司徒華先生無疑是很能堅持的，堅持得有些固執，教協會長一當26年，至今仍然是教協監事會主席，司徒華先生更以79嵗高齡，仍然擔當支聯會主席，且在民主黨内仍然發揮積極的影響力。司徒華先生無疑是德高望重的，沒有人能趕他下臺，但是正因如此，一個真正的民主推動者更要相信年輕的同志，同時知所進退。
民主是一個事業，需要後繼有人，但絕對不是一個家業，只傳子孫。倘若一個人將民主事業當了家業來辦，那麽就很有理由懷疑他對民主的理解是否準確。
民主是講原則的，普世價值絕不能搓圓捏方，否則人人有自己特色的民主，整個社會就沒有什麽民主可以追求了。為民主鬥爭的時候，什麽事情能夠讓步，什麽事情不能讓步，這體現了對民主價值觀的判斷能力。
搞民主要分得清大義。政黨之上，民主為大，民主之上，人民最大。倘若丟失了這個理念，則定必走向勢利，失卻大義。
司徒華先生評論下屆特首人選，雖然寥寥數語，但背後的含義非同一般。討論權貴之間小圈子的博弈得失，無論支持哪一方，那麽，作爲不公義建制的反對者和推翻者，我想問問司徒華先生，你的屁股坐到哪裏去了呢？由此觀之，不能不讓人懷疑，司徒華先生當初與民主的結合本是一場盲婚罷了。
梁振英已幾乎肯定出任下屆特首
梁振英已幾乎肯定出任下屆特首
對於下屆特首的人選，香港社會衆説紛紜，絕大多數的猜測都是不得要領，原因是沒有抓住三個關鍵點。
第一，在現時體制下，特首的人選幾乎是中央欽定，中央屬意的人選，香港社會是沒有任何一股政治力量能夠推翻的。而中央政府將會屬意何人呢？如非深入研究中央對港政策、且十分熟悉中央的人事安排策略的人，是無法做出有效判斷的。2012年，將會是香港回歸第15年，香港將會出現第三代管治班子。按照中央對港工作的部署，第一代香港管治班子以穩定香港社會為壓倒一切的政治任務，選擇董建華，一來他來自香港的工商界，本身就是一個大資本傢，有助於傳達“資本主義50年不變”的政治信息；二來董建華與中央領導無論在公在私都是交往頻密，可謂忠誠可信，兼且敦厚中庸，既不擔心桀驁不順脫離中央掌控，也較易為香港市井文化所接受。所以，中央選擇董建華是經過長期部署的。2004年董下曾上，是亞洲金融危機和沙士促成，是突發性的，可以說是中央始料未及的，曾蔭權絕非中央當時信任的人，但是形勢所迫，董建華不得不下臺，而中央培養的接班人火候未到，一時沒有其他更適合的人選，加上曾蔭權與生俱來的奴才性格，中央全盤考慮后覺得曾蔭權脫離控制的風險不大，因此才作出了讓曾上位的重大決定。曾蔭權對香港的管治中央是不滿意的，由於受到港英時代的長期政治熏陶，曾蔭權的管治作風與中央的管治文化格格不入。礙于一囯兩制，中央很少公開對香港政府的管治發表批評，但是一句“議而不決，決而不行”基本上是一種結論性批判，當中的含義是十分重大的。在由此可見，中央對下一任特首的人選即第三代管治班子必定有兩個要求：其一，由中央長期培養，政治上絕對忠誠可靠，其二，個人能力較強，作風硬朗，敢于頂住反對黨及社會的反對壓力。這個人，中央可以放心指令親中派給與其施政全力支持，使新一屆的政府權力更集中，決策更有效，行動更果決，從而在任内一掃香港政府過往婆媽作風，讓香港與中央形神俱合，最終達至對香港的回歸改造。
第二，涉及到特首和立法會兩個普選的議題。香港經濟對大陸的影響力越來越小，在中央看來，普選議題成爲香港問題的核心議題，一旦香港出現普選，會動搖中央現政權的核心利益。而2012年新一屆特首恰要處理2016、2020立法會，和2017特首普選的議題。中央在2007/2008，2012選舉問題上已經兩次干預了香港的政治發展方向，接下來如何扭曲普選定義或者無限期拖延普選，那麽在人事部署上必須有充分的安排。首先這個人在過去的列次普選議題上不能有過直接的參與，不需承擔履行過往大大小小承諾的責任，這樣，便於一切推倒從來。另外，這個人必須有新人新作風，能夠領導一個行政主導超級強勢的政府，敢于採取非常手段應對將來必然發生的反對聲音。
第三，2012年特首就要換班，按照中央一貫的黨内工作方式，新一屆香港特首的人選在今年内肯定要内部落實下來。剩下來的時間不多，以目前所謂的唐梁對決局面，第三人想異軍突起、成爲黑馬的可能幾乎為零。而唐梁之間，通過上述第一、第二兩點的分析，細心的讀者不難發現，唐對梁幾乎不能構成任何威脅。根在中國的紅色資本家、從80年代始中央就長期培養的好幹部、現香港行政會議召集人、梁振英同志將會光榮地被委派為2012年香港特別行政區新的抓fit人，已經毫無懸念。
對於下屆特首的人選，香港社會衆説紛紜，絕大多數的猜測都是不得要領，原因是沒有抓住三個關鍵點。
第一，在現時體制下，特首的人選幾乎是中央欽定，中央屬意的人選，香港社會是沒有任何一股政治力量能夠推翻的。而中央政府將會屬意何人呢？如非深入研究中央對港政策、且十分熟悉中央的人事安排策略的人，是無法做出有效判斷的。2012年，將會是香港回歸第15年，香港將會出現第三代管治班子。按照中央對港工作的部署，第一代香港管治班子以穩定香港社會為壓倒一切的政治任務，選擇董建華，一來他來自香港的工商界，本身就是一個大資本傢，有助於傳達“資本主義50年不變”的政治信息；二來董建華與中央領導無論在公在私都是交往頻密，可謂忠誠可信，兼且敦厚中庸，既不擔心桀驁不順脫離中央掌控，也較易為香港市井文化所接受。所以，中央選擇董建華是經過長期部署的。2004年董下曾上，是亞洲金融危機和沙士促成，是突發性的，可以說是中央始料未及的，曾蔭權絕非中央當時信任的人，但是形勢所迫，董建華不得不下臺，而中央培養的接班人火候未到，一時沒有其他更適合的人選，加上曾蔭權與生俱來的奴才性格，中央全盤考慮后覺得曾蔭權脫離控制的風險不大，因此才作出了讓曾上位的重大決定。曾蔭權對香港的管治中央是不滿意的，由於受到港英時代的長期政治熏陶，曾蔭權的管治作風與中央的管治文化格格不入。礙于一囯兩制，中央很少公開對香港政府的管治發表批評，但是一句“議而不決，決而不行”基本上是一種結論性批判，當中的含義是十分重大的。在由此可見，中央對下一任特首的人選即第三代管治班子必定有兩個要求：其一，由中央長期培養，政治上絕對忠誠可靠，其二，個人能力較強，作風硬朗，敢于頂住反對黨及社會的反對壓力。這個人，中央可以放心指令親中派給與其施政全力支持，使新一屆的政府權力更集中，決策更有效，行動更果決，從而在任内一掃香港政府過往婆媽作風，讓香港與中央形神俱合，最終達至對香港的回歸改造。
第二，涉及到特首和立法會兩個普選的議題。香港經濟對大陸的影響力越來越小，在中央看來，普選議題成爲香港問題的核心議題，一旦香港出現普選，會動搖中央現政權的核心利益。而2012年新一屆特首恰要處理2016、2020立法會，和2017特首普選的議題。中央在2007/2008，2012選舉問題上已經兩次干預了香港的政治發展方向，接下來如何扭曲普選定義或者無限期拖延普選，那麽在人事部署上必須有充分的安排。首先這個人在過去的列次普選議題上不能有過直接的參與，不需承擔履行過往大大小小承諾的責任，這樣，便於一切推倒從來。另外，這個人必須有新人新作風，能夠領導一個行政主導超級強勢的政府，敢于採取非常手段應對將來必然發生的反對聲音。
第三，2012年特首就要換班，按照中央一貫的黨内工作方式，新一屆香港特首的人選在今年内肯定要内部落實下來。剩下來的時間不多，以目前所謂的唐梁對決局面，第三人想異軍突起、成爲黑馬的可能幾乎為零。而唐梁之間，通過上述第一、第二兩點的分析，細心的讀者不難發現，唐對梁幾乎不能構成任何威脅。根在中國的紅色資本家、從80年代始中央就長期培養的好幹部、現香港行政會議召集人、梁振英同志將會光榮地被委派為2012年香港特別行政區新的抓fit人，已經毫無懸念。
實行最低工資對香港打工族的幫助很有限
實行最低工資對香港打工族的幫助很有限
今天，立法會將要表決通過最低工資方案，可以說是為香港低收入階層還囘一個遲來的正義。
但是，最低工資的實行，對於香港貧富分化趨勢的壓制作用極其有限，香港社會財富分配不公義的情況仍然會進一步發展，香港中下階層的就業回報和生活狀況還會進一步惡化下去。
自從50年代伊始，隨著一波又一波的產業轉移浪潮，世界經濟格局出現了深刻的變化，到今天，全新的世界經濟新秩序已基本形成。在此新秩序當中，國際經濟形成一盤棋的局面，各持分者分別扮演不同的角色，同時獲取不同份額的經濟回報。其中，歐、美、日通過資本和科技的輸出，不但獲得豐厚的利益，而且佔據了經濟新秩序的領導地位。中東油囯、俄羅斯、澳洲、巴西等資源大國，通過壟斷的生産資料輸出，不但瓜分了世界經濟的相當份額，還擁有巨大的議價能力。以中國爲首的“世界工廠”則依靠大量且極其廉價的土地和勞動力，通過大量的工業品出口，來支撐自身國内的經濟發展。在這個世界經濟大party當中，小型經濟体，如包括香港的亞洲四小龍，可以出現在聚光燈下的機會其實不多，能夠造成的影響是有限的。
但是小魚有小魚的求生法則，雖然在經濟海洋中翻動不起什麽大風浪，但要維護自身的生存和健康成長，甚至掉個頭什麽的，也是極爲靈活和方便。在歐洲大地上，瑞士作爲一個人口比香港還少的小國，就能通過發展科技、特色製造業和金融業，不但成爲富裕國家，而且通過合理的社會分配機制，讓全體國民分享成果，從而囯富而民安。
亞洲四小龍當中，香港的境況是最讓人憂慮的，爲什麽呢？原因就在於無論是韓、新，還是臺灣，都有基於自身經濟獨立，以全體民衆利益為考量依歸的長遠的、獨立的經濟政策。反觀香港，每逢需要刺激經濟，必然是出臺所謂的港中融合政策。這種政策，對于資本傢，主要是大資本傢是有巨大利益的，利益是長遠的；而對于普通香港市民，利益是微小的，持續效應是短暫的。長此以往，香港的經濟只能走向空心化，香港會演變成為大資本傢們用以作為休憩的大莊園，而香港的工薪階層則淪爲資本傢莊園裏的家丁和奴隸。
到底是誰綁架了香港的經濟政策？是中央和香港的寡頭資本家集團。他們通過選定自己的代言人，壟斷政府和立法會，不但制定了利益向特權階級傾斜的經濟政策，還同時綁架了香港的社會政策，始終讓樓价高企，拖延提升香港的社會保障機制，沒有確有成傚地鼓勵本地投資，增加就業機會，放任香港工薪階層在水源日益枯竭的爛泥塘裏勞碌打滾、掙扎求全。高齡就業，世界上極爲罕見，卻是香港社會極為普遍的現象。81嵗的老人，為社會服務一生，本來早就應當頤養天年，但是為了生計不得不繼續中巴司機的工作，最終死在崗位上，這是香港政府的恥辱。歐美國家向國外輸出了大量資本，國内民衆工作時間日益縮短，生活安逸而舒適；香港也向外地輸出了大量的資本，香港市民卻一天比一天生活艱苦，到底是爲什麽？
改善經濟民生、維護法治和自由，這三項都與香港的政治制度息息相關。香港人唯有有權選特首、選立法會議員，才能讓自己的利益得到保障。但政改步伐慢如蝸牛，隨著特首一屆一屆的更換、社會精英階層的利益歸邊、媒體從業人員的自我審查、司法體系人事的世代更替，恐怕民主政治還沒到來，香港就已經淪爲一個當權者橫行無忌、民怨深厚無處發聲、貪污腐敗風氣盛行的中國式大都市。政治制度的變革與獨裁勢力的擡頭是一場競賽，不管將來的目標是什麽，現在就已經拖不起！
今天，立法會將要表決通過最低工資方案，可以說是為香港低收入階層還囘一個遲來的正義。
但是，最低工資的實行，對於香港貧富分化趨勢的壓制作用極其有限，香港社會財富分配不公義的情況仍然會進一步發展，香港中下階層的就業回報和生活狀況還會進一步惡化下去。
自從50年代伊始，隨著一波又一波的產業轉移浪潮，世界經濟格局出現了深刻的變化，到今天，全新的世界經濟新秩序已基本形成。在此新秩序當中，國際經濟形成一盤棋的局面，各持分者分別扮演不同的角色，同時獲取不同份額的經濟回報。其中，歐、美、日通過資本和科技的輸出，不但獲得豐厚的利益，而且佔據了經濟新秩序的領導地位。中東油囯、俄羅斯、澳洲、巴西等資源大國，通過壟斷的生産資料輸出，不但瓜分了世界經濟的相當份額，還擁有巨大的議價能力。以中國爲首的“世界工廠”則依靠大量且極其廉價的土地和勞動力，通過大量的工業品出口，來支撐自身國内的經濟發展。在這個世界經濟大party當中，小型經濟体，如包括香港的亞洲四小龍，可以出現在聚光燈下的機會其實不多，能夠造成的影響是有限的。
但是小魚有小魚的求生法則，雖然在經濟海洋中翻動不起什麽大風浪，但要維護自身的生存和健康成長，甚至掉個頭什麽的，也是極爲靈活和方便。在歐洲大地上，瑞士作爲一個人口比香港還少的小國，就能通過發展科技、特色製造業和金融業，不但成爲富裕國家，而且通過合理的社會分配機制，讓全體國民分享成果，從而囯富而民安。
亞洲四小龍當中，香港的境況是最讓人憂慮的，爲什麽呢？原因就在於無論是韓、新，還是臺灣，都有基於自身經濟獨立，以全體民衆利益為考量依歸的長遠的、獨立的經濟政策。反觀香港，每逢需要刺激經濟，必然是出臺所謂的港中融合政策。這種政策，對于資本傢，主要是大資本傢是有巨大利益的，利益是長遠的；而對于普通香港市民，利益是微小的，持續效應是短暫的。長此以往，香港的經濟只能走向空心化，香港會演變成為大資本傢們用以作為休憩的大莊園，而香港的工薪階層則淪爲資本傢莊園裏的家丁和奴隸。
到底是誰綁架了香港的經濟政策？是中央和香港的寡頭資本家集團。他們通過選定自己的代言人，壟斷政府和立法會，不但制定了利益向特權階級傾斜的經濟政策，還同時綁架了香港的社會政策，始終讓樓价高企，拖延提升香港的社會保障機制，沒有確有成傚地鼓勵本地投資，增加就業機會，放任香港工薪階層在水源日益枯竭的爛泥塘裏勞碌打滾、掙扎求全。高齡就業，世界上極爲罕見，卻是香港社會極為普遍的現象。81嵗的老人，為社會服務一生，本來早就應當頤養天年，但是為了生計不得不繼續中巴司機的工作，最終死在崗位上，這是香港政府的恥辱。歐美國家向國外輸出了大量資本，國内民衆工作時間日益縮短，生活安逸而舒適；香港也向外地輸出了大量的資本，香港市民卻一天比一天生活艱苦，到底是爲什麽？
改善經濟民生、維護法治和自由，這三項都與香港的政治制度息息相關。香港人唯有有權選特首、選立法會議員，才能讓自己的利益得到保障。但政改步伐慢如蝸牛，隨著特首一屆一屆的更換、社會精英階層的利益歸邊、媒體從業人員的自我審查、司法體系人事的世代更替，恐怕民主政治還沒到來，香港就已經淪爲一個當權者橫行無忌、民怨深厚無處發聲、貪污腐敗風氣盛行的中國式大都市。政治制度的變革與獨裁勢力的擡頭是一場競賽，不管將來的目標是什麽，現在就已經拖不起！
政改過後香港政黨整合動向
政改過後香港政黨整合動向
任何國家的經驗都告訴我們，政黨政治必以競爭、淘汰、和整合作爲發展方向。反觀香港，也不會例外，2008年立法會分區選舉已給出明確信息，大政黨在得票率方面有絕對優勢，小政黨及數個1人政黨得票率均不理想，下屆選舉更將面臨生存挑戰。
此次政改，對香港政黨生態將會產生深遠影響並會持續發酵。由於民主黨的重要政治轉軚，令到香港民主派陣營出現危機，政改過後，新的洗牌必然出現。首先，受政改事件影響，香港人無論是社會精英，還是平民大衆，參與政治的熱情都會有大幅度的提升。其次，政壇各種勢力，尤其是民主派内部，肯定會出現連續的分化、整合效應。民主黨此次孤注一擲，絲毫沒有顧及盟友的利益同感受，民主派共主的地位不再存在。作爲民主派第二大政黨的公民黨，必然會成爲民主派獨立人士靠攏的對象，在2012選舉年前獲得力量充實、加速發展勢成必然，2012年選舉后成爲民主派第一大政黨可能性極高。
政黨現實之下，一些民主派的小勢力不得不考慮通過互相整合來維持生存和發展，如李卓仁、何秀蘭、梁燿忠、張囯柱等，不排除會整合成一個新的政黨或聯盟，如果能夠吸收到鄭傢富，並獲得李柱銘的支持，會很快成爲香港政壇的一股骨幹力量。
社民連形象鮮明，能夠得到一定數量香港市民的堅定支持，在2012年立法會選舉要維持3席並有所進展並非難事，但要有長足進步，並躋身到香港政治主流中扮演更重要角色，則有賴於政黨路向思維的擴寬、吸納外部資源和大量的有成效的組織工作。
至於民主黨，2012年選舉必然受到政改事件的拖累，黨内再次出現重大分裂的可能性很大，2016年后，香港政壇還有沒有民主黨這面旗幟存在實屬未知。
筆者認爲，香港此次政改事件對后續民主運動的影響是積極的，整個事件對香港市民有民主啓蒙作用，增加了市民對民主道路曲折性的認識，能夠喚醒更多的香港人投入到支持民主的陣營中來，讓更多的人了解和認識到廢除功能組別的重要性。筆者同時認爲，香港民生問題以及社會基本矛盾的日益尖銳和不可調和，還有大陸時局的急速發展，都對香港民主運動有極大的推動作用，民主的腳步只會越來越快，沒有任何的力量可以阻擋。
任何國家的經驗都告訴我們，政黨政治必以競爭、淘汰、和整合作爲發展方向。反觀香港，也不會例外，2008年立法會分區選舉已給出明確信息，大政黨在得票率方面有絕對優勢，小政黨及數個1人政黨得票率均不理想，下屆選舉更將面臨生存挑戰。
此次政改，對香港政黨生態將會產生深遠影響並會持續發酵。由於民主黨的重要政治轉軚，令到香港民主派陣營出現危機，政改過後，新的洗牌必然出現。首先，受政改事件影響，香港人無論是社會精英，還是平民大衆，參與政治的熱情都會有大幅度的提升。其次，政壇各種勢力，尤其是民主派内部，肯定會出現連續的分化、整合效應。民主黨此次孤注一擲，絲毫沒有顧及盟友的利益同感受，民主派共主的地位不再存在。作爲民主派第二大政黨的公民黨，必然會成爲民主派獨立人士靠攏的對象，在2012選舉年前獲得力量充實、加速發展勢成必然，2012年選舉后成爲民主派第一大政黨可能性極高。
政黨現實之下，一些民主派的小勢力不得不考慮通過互相整合來維持生存和發展，如李卓仁、何秀蘭、梁燿忠、張囯柱等，不排除會整合成一個新的政黨或聯盟，如果能夠吸收到鄭傢富，並獲得李柱銘的支持，會很快成爲香港政壇的一股骨幹力量。
社民連形象鮮明，能夠得到一定數量香港市民的堅定支持，在2012年立法會選舉要維持3席並有所進展並非難事，但要有長足進步，並躋身到香港政治主流中扮演更重要角色，則有賴於政黨路向思維的擴寬、吸納外部資源和大量的有成效的組織工作。
至於民主黨，2012年選舉必然受到政改事件的拖累，黨内再次出現重大分裂的可能性很大，2016年后，香港政壇還有沒有民主黨這面旗幟存在實屬未知。
筆者認爲，香港此次政改事件對后續民主運動的影響是積極的，整個事件對香港市民有民主啓蒙作用，增加了市民對民主道路曲折性的認識，能夠喚醒更多的香港人投入到支持民主的陣營中來，讓更多的人了解和認識到廢除功能組別的重要性。筆者同時認爲，香港民生問題以及社會基本矛盾的日益尖銳和不可調和，還有大陸時局的急速發展，都對香港民主運動有極大的推動作用，民主的腳步只會越來越快，沒有任何的力量可以阻擋。
政改方案通過后香港政壇前瞻
政改方案通過后香港政壇前瞻
1、最大輸家--民主黨
自殺式政治決策令民主黨無法向衆多傳統支持者交待，大量選民流失無可避免。且干犯六宗罪--背離基本政治承諾，與中央台底交易，背棄政黨盟友，私种法會議席，轉軚表現。未來在議事堂上將失去大部分的話語主動權。由此事件導致黨内分裂，後果嚴重。民主黨將不得不轉向接近中央，但因無法獲得根本信任被統戰地位不會改變，難逃瓦解命運。
2、輸家--民建聯及自由黨
作爲建制派有影響大黨，在政改全過程中被動消極，缺乏獨立意見，中央政府的附庸形象彰顯，將失去港人信任而流失大量選民。
3、贏家--公民黨及社民連
政改中民主護航者及鬥士形象鮮明，“六區公投”所獲選票有望得到固定，並可輕易接收原民主黨支持者的脫離票。政改過程客觀上達到公民教育效果，公民意識加強，真普選、廢除功能組別的訴求普遍加強，加上貧富差距擴大趨勢和年輕人參政熱情灼熱，支持民主派的選民基數將明顯擴大。
4、最大贏家--中央政府
初次確立複雜混亂的“香港特色民主”格局，獲得為普選定義的有利條件，奠定中央政府直接主導香港政制發展的先例。成功分化民主派。未來香港黨爭局面可以利用，政制發展偏離控制的風險大幅降低。
5、香港政府的輸贏很難判斷，或者說任何判斷都無實質意義。特首的個人成敗影響隨著換屆將會消失，特首本人對政制發展的影響作用十分有限。政改事件后形成的生態變化對中央政府選擇下屆特首有一定影響。梁、唐、范三人當中梁被選中的可能性加大。梁貼近中央，能夠得到中央的全力支持，行政主導強化管理會成爲下屆政府明顯色彩，香港的政治自由空間被壓制趨勢加大。
1、最大輸家--民主黨
自殺式政治決策令民主黨無法向衆多傳統支持者交待，大量選民流失無可避免。且干犯六宗罪--背離基本政治承諾，與中央台底交易，背棄政黨盟友，私种法會議席，轉軚表現。未來在議事堂上將失去大部分的話語主動權。由此事件導致黨内分裂，後果嚴重。民主黨將不得不轉向接近中央，但因無法獲得根本信任被統戰地位不會改變，難逃瓦解命運。
2、輸家--民建聯及自由黨
作爲建制派有影響大黨，在政改全過程中被動消極，缺乏獨立意見，中央政府的附庸形象彰顯，將失去港人信任而流失大量選民。
3、贏家--公民黨及社民連
政改中民主護航者及鬥士形象鮮明，“六區公投”所獲選票有望得到固定，並可輕易接收原民主黨支持者的脫離票。政改過程客觀上達到公民教育效果，公民意識加強，真普選、廢除功能組別的訴求普遍加強，加上貧富差距擴大趨勢和年輕人參政熱情灼熱，支持民主派的選民基數將明顯擴大。
4、最大贏家--中央政府
初次確立複雜混亂的“香港特色民主”格局，獲得為普選定義的有利條件，奠定中央政府直接主導香港政制發展的先例。成功分化民主派。未來香港黨爭局面可以利用，政制發展偏離控制的風險大幅降低。
5、香港政府的輸贏很難判斷，或者說任何判斷都無實質意義。特首的個人成敗影響隨著換屆將會消失，特首本人對政制發展的影響作用十分有限。政改事件后形成的生態變化對中央政府選擇下屆特首有一定影響。梁、唐、范三人當中梁被選中的可能性加大。梁貼近中央，能夠得到中央的全力支持，行政主導強化管理會成爲下屆政府明顯色彩，香港的政治自由空間被壓制趨勢加大。
中央轉軚的關鍵因素是曾蔭權
中央轉軚的關鍵因素是曾蔭權
政改方案通過前有四件事情相當吊詭，至今沒有人能做出合理的解釋。其一：梁愛詩對民主黨方案是否符合基本法的判斷何以前後不一？爲何轉軚？其二：曾蔭權爲何要發起“曾余辯”和“起錨”宣傳？其三：中央爲何在最後關頭轉軚同意民主黨方案？其四：何俊仁爲何未卜先知認爲中央沒有關上大門？爲何急轉彎由“缺一不可”轉爲“一個都要”？
通過筆者以下的分析，這個幾個迷團一一解開。
1、民主黨焦慮與政黨的出路，從09年下半年開始四方活動，急於與中央搭上溝通平臺，中央也樂於通過一定管道直接了解民主黨對政改方案的取態。特別是“五區公投”運動發起和高鉄事件后，中央覺得與民主黨的接觸變得迫切，因此，中央決定由梁愛詩作爲特使在2月17日與何俊仁接觸。但中央對民主黨提出的三個政改提議根本不認可，也沒有任何接受的打算，與民主黨接觸的主要目的是了解民主黨在公投和六四的動態並企圖影響之。
2、5月16日公投之前，中央基本上是按兵不動，對民主黨的提議沒有任何實質回應，公投后，低投票率讓中央、建制派、曾蔭權作出了第一時間的判斷，認爲參加公投運動的社民聯已經完全失敗，此時中央已初步做出決定，對民主黨的三個要求一概否定。5月26日，何、劉、張見李剛，李剛對民主黨的要求一一駁回，會面結束前更提出5點要求，有教訓的味道。5月27日梁愛詩公開表明民主黨區議會方案違反基本法，等於是宣判了死刑。此後建制派、親中派一一跟從梁的表態。
3、5月16日公投后受低投票率的鼓舞，建制派内一片歡歌，以爲取得壓倒性勝利，但兩到三天后一切都發生了微妙的轉變，這個轉變導致後來一系列曲折離奇的轉軚，其中最關鍵的人物就是特首曾蔭權。
4、曾蔭權在公投后兩三天發現受到了來自建制派很多的攻擊，指其在處理公投事件上不夠強硬，也有人在補選公投撥款上攻擊政府，向中央提議更換特首的呼聲似乎泛起暗湧，此時的曾特首緊急問計于智囊，智囊說，你必須出手做些事情了，因此有了5月20日曾蔭權發信邀約“曾余辩”，本来的想法是借機大興問罪之師，攻擊“五區公投”浪費公帑。此後兩三天，香港的輿論出現微妙的轉變，曾蔭權和建制派均發現在公投結果引發的社會反映並非如早時般樂觀了。這個時候，曾蔭權的腦中突然閃過一個可怕的念頭，一個月后，如果政改方案不能通過，一切將會失控，自己將處於各方壓力的焦點，到時候要保官位恐怕都十分困難。經與智囊緊急商談，決定“起錨”運動迅速起錨。
5、對於香港人來説，最吊詭的事情恐怕非“起錨”莫屬了。曾蔭權爲什麽要臨時“起錨”？“起錨”到底是做給誰看的？答案是做給中央看的。曾蔭權到底想讓中央看到什麽？答案是市民對原政改方案的真實反映，也就是真正的民意，讓被親中派的報喜不報優蒙蔽了眼睛的中央趕快清醒過來。官場上有些事情不能說只能做，不是嗎？曾蔭權更想讓中央看到的是自己的態度，用行動向中央傳遞一個不能說的信息--政改方案必須通過，而中央應該考慮作出一些讓步。所以，大家千萬別誤會，曾蔭權非但不是個傻子，反倒是面對自保的困境，關鍵時刻懂得跟中央交鋒的高手，當然，他的智囊們也絕對不是瘋子。
6、曾蔭權出手了，中央顯然意識到天平發生了某种傾斜。影響政改的是三股力量：建制派、民主黨、曾蔭權。只要其中兩個有了利益的匯合，對於中央來説就是必須認真面對和解決的大問題了。
7、6月6日對於香港人來説是一個大日子，儘管直到今天沒有幾個人能夠意識得到。中央做出任何關於香港問題的重大決定時，第一個必須知會的一定是香港的特首，而傳達的一定是曾蔭權的直接上級習近平。6月6日，在深圳，習近平到底對曾蔭權曾蔭權說了什麽呢？具體的内容恐怕很長時間都無從揭曉，但有足夠的證據表明，習對曾傳達了兩個信息：其一，中央不接受民主黨的一籃子方案；其二：如果民主黨能夠通過公開的方式保證投票支持通過政改方案，中央不反對香港在本地立法中採納民主黨的區議會方案。至此，曾蔭權心頭的大石終于落地，他也清楚地知道，中央通過多次的接觸早已得知，民主黨的所謂一攬子方案根本是掩人耳目的東西，真正希望得到滿足的硬條件只有一個，區議會功能組別5席普選。
8、6月7日，曾蔭權會見何俊仁、張文光，通知好消息並面授機宜。下午，喬曉陽公開發表講話。
9、6月8日，民主黨政制小組會議，會上有人（仁）提出中央大門沒有關上，會議逐漸引導到“放棄三個，只要一個”。
10、6月10日，民主黨召開中會，傳達政制小組會議“放棄三個，只要一個”的精神。會上何俊仁更表演了未卜先知的絕技，提出由他主動將民主黨的最新底綫公開向媒體表明。
11、6月13日，何俊仁，劉慧卿召開記者招待會，公開了“只要一個”，支持通過政改方案的底綫。至此，香港政改方案大局已定。
後記（以下事件對政改結果已無實質意義）。。。。。。。。。。。。。。。。。。。。。。。
12、6月14日，唐英年見何俊仁。
13、6月17日，曾余辩。梁愛詩公開轉軚。
14、6月18日，饒戈平說民主黨方案可討論。
15、6月19日，何俊仁、張文光見曾蔭權。
16、6月20日，何俊仁、張文光見李剛。
17、6月21日，曾蔭權及決策班子宣佈接納民主黨方案。
18、6月23日，立法會討論政改方案。
19、6月24日，立法會通過政改方案。
政改方案通過前有四件事情相當吊詭，至今沒有人能做出合理的解釋。其一：梁愛詩對民主黨方案是否符合基本法的判斷何以前後不一？爲何轉軚？其二：曾蔭權爲何要發起“曾余辯”和“起錨”宣傳？其三：中央爲何在最後關頭轉軚同意民主黨方案？其四：何俊仁爲何未卜先知認爲中央沒有關上大門？爲何急轉彎由“缺一不可”轉爲“一個都要”？
通過筆者以下的分析，這個幾個迷團一一解開。
1、民主黨焦慮與政黨的出路，從09年下半年開始四方活動，急於與中央搭上溝通平臺，中央也樂於通過一定管道直接了解民主黨對政改方案的取態。特別是“五區公投”運動發起和高鉄事件后，中央覺得與民主黨的接觸變得迫切，因此，中央決定由梁愛詩作爲特使在2月17日與何俊仁接觸。但中央對民主黨提出的三個政改提議根本不認可，也沒有任何接受的打算，與民主黨接觸的主要目的是了解民主黨在公投和六四的動態並企圖影響之。
2、5月16日公投之前，中央基本上是按兵不動，對民主黨的提議沒有任何實質回應，公投后，低投票率讓中央、建制派、曾蔭權作出了第一時間的判斷，認爲參加公投運動的社民聯已經完全失敗，此時中央已初步做出決定，對民主黨的三個要求一概否定。5月26日，何、劉、張見李剛，李剛對民主黨的要求一一駁回，會面結束前更提出5點要求，有教訓的味道。5月27日梁愛詩公開表明民主黨區議會方案違反基本法，等於是宣判了死刑。此後建制派、親中派一一跟從梁的表態。
3、5月16日公投后受低投票率的鼓舞，建制派内一片歡歌，以爲取得壓倒性勝利，但兩到三天后一切都發生了微妙的轉變，這個轉變導致後來一系列曲折離奇的轉軚，其中最關鍵的人物就是特首曾蔭權。
4、曾蔭權在公投后兩三天發現受到了來自建制派很多的攻擊，指其在處理公投事件上不夠強硬，也有人在補選公投撥款上攻擊政府，向中央提議更換特首的呼聲似乎泛起暗湧，此時的曾特首緊急問計于智囊，智囊說，你必須出手做些事情了，因此有了5月20日曾蔭權發信邀約“曾余辩”，本来的想法是借機大興問罪之師，攻擊“五區公投”浪費公帑。此後兩三天，香港的輿論出現微妙的轉變，曾蔭權和建制派均發現在公投結果引發的社會反映並非如早時般樂觀了。這個時候，曾蔭權的腦中突然閃過一個可怕的念頭，一個月后，如果政改方案不能通過，一切將會失控，自己將處於各方壓力的焦點，到時候要保官位恐怕都十分困難。經與智囊緊急商談，決定“起錨”運動迅速起錨。
5、對於香港人來説，最吊詭的事情恐怕非“起錨”莫屬了。曾蔭權爲什麽要臨時“起錨”？“起錨”到底是做給誰看的？答案是做給中央看的。曾蔭權到底想讓中央看到什麽？答案是市民對原政改方案的真實反映，也就是真正的民意，讓被親中派的報喜不報優蒙蔽了眼睛的中央趕快清醒過來。官場上有些事情不能說只能做，不是嗎？曾蔭權更想讓中央看到的是自己的態度，用行動向中央傳遞一個不能說的信息--政改方案必須通過，而中央應該考慮作出一些讓步。所以，大家千萬別誤會，曾蔭權非但不是個傻子，反倒是面對自保的困境，關鍵時刻懂得跟中央交鋒的高手，當然，他的智囊們也絕對不是瘋子。
6、曾蔭權出手了，中央顯然意識到天平發生了某种傾斜。影響政改的是三股力量：建制派、民主黨、曾蔭權。只要其中兩個有了利益的匯合，對於中央來説就是必須認真面對和解決的大問題了。
7、6月6日對於香港人來説是一個大日子，儘管直到今天沒有幾個人能夠意識得到。中央做出任何關於香港問題的重大決定時，第一個必須知會的一定是香港的特首，而傳達的一定是曾蔭權的直接上級習近平。6月6日，在深圳，習近平到底對曾蔭權曾蔭權說了什麽呢？具體的内容恐怕很長時間都無從揭曉，但有足夠的證據表明，習對曾傳達了兩個信息：其一，中央不接受民主黨的一籃子方案；其二：如果民主黨能夠通過公開的方式保證投票支持通過政改方案，中央不反對香港在本地立法中採納民主黨的區議會方案。至此，曾蔭權心頭的大石終于落地，他也清楚地知道，中央通過多次的接觸早已得知，民主黨的所謂一攬子方案根本是掩人耳目的東西，真正希望得到滿足的硬條件只有一個，區議會功能組別5席普選。
8、6月7日，曾蔭權會見何俊仁、張文光，通知好消息並面授機宜。下午，喬曉陽公開發表講話。
9、6月8日，民主黨政制小組會議，會上有人（仁）提出中央大門沒有關上，會議逐漸引導到“放棄三個，只要一個”。
10、6月10日，民主黨召開中會，傳達政制小組會議“放棄三個，只要一個”的精神。會上何俊仁更表演了未卜先知的絕技，提出由他主動將民主黨的最新底綫公開向媒體表明。
11、6月13日，何俊仁，劉慧卿召開記者招待會，公開了“只要一個”，支持通過政改方案的底綫。至此，香港政改方案大局已定。
後記（以下事件對政改結果已無實質意義）。。。。。。。。。。。。。。。。。。。。。。。
12、6月14日，唐英年見何俊仁。
13、6月17日，曾余辩。梁愛詩公開轉軚。
14、6月18日，饒戈平說民主黨方案可討論。
15、6月19日，何俊仁、張文光見曾蔭權。
16、6月20日，何俊仁、張文光見李剛。
17、6月21日，曾蔭權及決策班子宣佈接納民主黨方案。
18、6月23日，立法會討論政改方案。
19、6月24日，立法會通過政改方案。
請民主黨別拿曼德拉說事
請民主黨別拿曼德拉說事
近日，民主黨要人及數位學者紛紛以曼德拉為例，為民主黨在政改中的行爲辯護。曼德拉，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為南非黑人打破白人隔離統治，結束黑人、白人民族對立，讓國家就此走上平穩道路貢獻了畢生努力，何其偉大的一個人！那麽，民主黨的所作所爲能夠比擬曼德拉麽？他們的鬥爭和妥協難道真的是同一回事？
首先，曼德拉要消滅的是白人隔離統治這種不公義的制度，因此，他堅持了鬥爭並最後和政治同路人一起取得了勝利。曼德拉的偉大，不光在於為黑人爭取到平等的政治和生活權利，而且在於不以消滅白人作爲終極手段，與其說曼德拉妥協了，還不如說他帶領南非被壓迫的黑人，寬恕和包容了曾經壓迫自己的白人。民主黨面對的是種族問題嗎？顯然不是，他談判的對手是另一個要求共存的民族嗎？顯然不是。解決民族問題，需要消弭仇恨，因此，談判之路不但正確，而且偉大。但民主與專制之間，只有鬥爭跟對立，永遠都無法共存，對於行使專制的人，可以寬恕他的人身，但必須消滅他的專制思想，惟有如此，民主才能成功。
香港回歸之后，作爲中國專制政權管治下的一個特區，一囯之下，其實政治制度並無特破專制的空間，唯因中央有兩制的承諾、港人高度自治的聲明，又有基本法的所謂保證，所以香港的民主發展看似可以爭取比祖國早來一天。因此，也就有了愛好民主自由的香港人在體制内努力爭取實現民主的夢想。真正的民主鬥士，在專制高壓下寧折不曲，以喚起民衆，集合民衆力量，來推動民主運動的發展。民主黨在中央及其代言人沒有向香港人交代終極真普選問題的情況下，輕易放棄抗爭，向一個沒有民主方向，有的只是強烈欺騙性的政改方案投降納首，這種行爲，不但與曼德拉攀不上什麽關係，而且體現了決策者的軟弱和政治智慧的缺失。
曼德拉坐牢27年，然後他談判了，歷史證明他是正確的，因爲他談判的時候沒有私心雜念，因爲他談判的時候對於解決民族爭端的方式方法有深入的思考，因爲他清楚知道，談判的結果會讓南非成爲一個民族融合、政治民主的非洲樂土。民主黨鬥爭了二十餘年，然後他談判了，事實證明他是錯誤的，因爲他談判的時候想到的首先是民主派的大哥地位，因爲他談判的時候想到的是立法會的議席，因爲他談判的時候想到的只是攀附權貴、過些安逸的生活而已。
近日，民主黨要人及數位學者紛紛以曼德拉為例，為民主黨在政改中的行爲辯護。曼德拉，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為南非黑人打破白人隔離統治，結束黑人、白人民族對立，讓國家就此走上平穩道路貢獻了畢生努力，何其偉大的一個人！那麽，民主黨的所作所爲能夠比擬曼德拉麽？他們的鬥爭和妥協難道真的是同一回事？
首先，曼德拉要消滅的是白人隔離統治這種不公義的制度，因此，他堅持了鬥爭並最後和政治同路人一起取得了勝利。曼德拉的偉大，不光在於為黑人爭取到平等的政治和生活權利，而且在於不以消滅白人作爲終極手段，與其說曼德拉妥協了，還不如說他帶領南非被壓迫的黑人，寬恕和包容了曾經壓迫自己的白人。民主黨面對的是種族問題嗎？顯然不是，他談判的對手是另一個要求共存的民族嗎？顯然不是。解決民族問題，需要消弭仇恨，因此，談判之路不但正確，而且偉大。但民主與專制之間，只有鬥爭跟對立，永遠都無法共存，對於行使專制的人，可以寬恕他的人身，但必須消滅他的專制思想，惟有如此，民主才能成功。
香港回歸之后，作爲中國專制政權管治下的一個特區，一囯之下，其實政治制度並無特破專制的空間，唯因中央有兩制的承諾、港人高度自治的聲明，又有基本法的所謂保證，所以香港的民主發展看似可以爭取比祖國早來一天。因此，也就有了愛好民主自由的香港人在體制内努力爭取實現民主的夢想。真正的民主鬥士，在專制高壓下寧折不曲，以喚起民衆，集合民衆力量，來推動民主運動的發展。民主黨在中央及其代言人沒有向香港人交代終極真普選問題的情況下，輕易放棄抗爭，向一個沒有民主方向，有的只是強烈欺騙性的政改方案投降納首，這種行爲，不但與曼德拉攀不上什麽關係，而且體現了決策者的軟弱和政治智慧的缺失。
曼德拉坐牢27年，然後他談判了，歷史證明他是正確的，因爲他談判的時候沒有私心雜念，因爲他談判的時候對於解決民族爭端的方式方法有深入的思考，因爲他清楚知道，談判的結果會讓南非成爲一個民族融合、政治民主的非洲樂土。民主黨鬥爭了二十餘年，然後他談判了，事實證明他是錯誤的，因爲他談判的時候想到的首先是民主派的大哥地位，因爲他談判的時候想到的是立法會的議席，因爲他談判的時候想到的只是攀附權貴、過些安逸的生活而已。
李柱銘退黨勢在必然擇機而行應在來年春天
李柱銘退黨勢在必然擇機而行應在來年春天
在2010年7月10日的一個電臺節目中，李柱銘袒露對民主黨的失望和痛心。儅有青年提問馬丁如果退黨是否會有“失兒之痛”，馬丁回答任何政黨不可能屬於某個私人，而追求民主的人士只應忠誠于民主的理想，並非忠誠于某個政黨。馬丁同時對民主黨在本月18號的黨内路向營中會反思和扭轉現有走入建制的方向不抱太多期望。
馬丁退黨只是一個時機問題，出於對民主黨自然的護犢之情，免使該黨在當前承受更大的衝擊，同時避免民主派陣營的分化烈度加大，馬丁應當不會在近期内宣佈退黨，但參加民主黨的活動會漸趨減少。政改方案通過的熾熱發酵效應至少維持到年末，等到風頭過去，民主派各種力量轉而醖釀變陣重組時，馬丁會宣佈正式退黨，轉而支持新的民主力量，因此，來年春天應是最佳時機。
在2010年7月10日的一個電臺節目中，李柱銘袒露對民主黨的失望和痛心。儅有青年提問馬丁如果退黨是否會有“失兒之痛”，馬丁回答任何政黨不可能屬於某個私人，而追求民主的人士只應忠誠于民主的理想，並非忠誠于某個政黨。馬丁同時對民主黨在本月18號的黨内路向營中會反思和扭轉現有走入建制的方向不抱太多期望。
馬丁退黨只是一個時機問題，出於對民主黨自然的護犢之情，免使該黨在當前承受更大的衝擊，同時避免民主派陣營的分化烈度加大，馬丁應當不會在近期内宣佈退黨，但參加民主黨的活動會漸趨減少。政改方案通過的熾熱發酵效應至少維持到年末，等到風頭過去，民主派各種力量轉而醖釀變陣重組時，馬丁會宣佈正式退黨，轉而支持新的民主力量，因此，來年春天應是最佳時機。
民主黨冀受兩傢茶禮，No Way
民主黨冀受兩傢茶禮，No Way!
政改過程中民主黨的政治路綫發生重大改變，如意算盤是迎合更多選民的口味，結果是想代表的越多，失去的越多，到最後你誰也代表不了。
回想民主黨的創黨初期，“堅定可信”成爲其感召人民的口號，今天民主黨的抓fit人，雖然沒有把這個口號抹去，但對這個口號蘊藏的立黨之本的作用已失去了覺察。民協作爲本港曾經的重要政治力量之一，政治上主張與中共“又傾又砌”，結果其政治影響力日漸衰落，至今淪落為僅靠地區事務而維持在立法會僅剩一席的政治團體，前車之鑒，民主黨爲何不察？
政治人物是不允許收受兩傢茶禮的，你向一方傾斜，另一方失去的支持者會更多，反過來亦然，久而久之，就會成爲政治上反復無常的小人，再也得不到任何一方選民的信任和支持。
政改方案的通過，一時之間市民還是霧裏看花，無從判斷，假以時日，市民會思考你這個黨的政治立場定位，會思考一個問題，你到底代表建制派的利益還是民主派的利益？儅兩方面的力量都不認爲你是“堅定可靠”的時候，你的政治前途就抛錨了。
香港的基本政治現實是什麽？這個問題參政者必須弄清楚。參政者不要被香港的經濟現象所蒙蔽，必須清楚的意識到香港社會還處在追求民主的道路上，反對民主的力量是強大的，關鍵時候甚至是邪惡的；追求和反對民主政制力量的鬥爭是激烈的，關鍵時候甚至是你死我活的。
在整治上整個社會是兩分的，關鍵時候在民主問題上的立場不是黑，就是白，絕對沒有什麽灰色地帶，因此也不存在政治黨派和政治人物的中間路綫。因此，民主黨冀受兩傢茶禮，只是癡人作夢！
政改過程中民主黨的政治路綫發生重大改變，如意算盤是迎合更多選民的口味，結果是想代表的越多，失去的越多，到最後你誰也代表不了。
回想民主黨的創黨初期，“堅定可信”成爲其感召人民的口號，今天民主黨的抓fit人，雖然沒有把這個口號抹去，但對這個口號蘊藏的立黨之本的作用已失去了覺察。民協作爲本港曾經的重要政治力量之一，政治上主張與中共“又傾又砌”，結果其政治影響力日漸衰落，至今淪落為僅靠地區事務而維持在立法會僅剩一席的政治團體，前車之鑒，民主黨爲何不察？
政治人物是不允許收受兩傢茶禮的，你向一方傾斜，另一方失去的支持者會更多，反過來亦然，久而久之，就會成爲政治上反復無常的小人，再也得不到任何一方選民的信任和支持。
政改方案的通過，一時之間市民還是霧裏看花，無從判斷，假以時日，市民會思考你這個黨的政治立場定位，會思考一個問題，你到底代表建制派的利益還是民主派的利益？儅兩方面的力量都不認爲你是“堅定可靠”的時候，你的政治前途就抛錨了。
香港的基本政治現實是什麽？這個問題參政者必須弄清楚。參政者不要被香港的經濟現象所蒙蔽，必須清楚的意識到香港社會還處在追求民主的道路上，反對民主的力量是強大的，關鍵時候甚至是邪惡的；追求和反對民主政制力量的鬥爭是激烈的，關鍵時候甚至是你死我活的。
在整治上整個社會是兩分的，關鍵時候在民主問題上的立場不是黑，就是白，絕對沒有什麽灰色地帶，因此也不存在政治黨派和政治人物的中間路綫。因此，民主黨冀受兩傢茶禮，只是癡人作夢！
極度質疑民主黨的政治道德
極度質疑民主黨的政治道德
政改之後，對民主黨的評論無非三种：叫好、觀望、批評。
叫好者以中共、建制派、曾班子為主，無非是識大體、顧大局、真乃“良禽”等等。
觀望者主要是香港市民，由於輿論的參差，信息的混亂，星斗市民對鴿黨方案無法作出準確的判斷。
批評者以民主派盟友和部分支持香港民主運動的學者爲主。批評者當中又分兩种，但其中一種聲音尤大，以李柱銘、程翔等為代表，一般都認爲民主黨政治策略失當，但不懷疑其政治道德。筆者對此不以爲然。
筆者認爲，整件事情發端于民主黨的一私兩貪。所謂私者，個人私心也！民主黨有人經長期抗爭后，漸覺身心疲憊，對民主的希望日覺渺茫，爭取民主的鬥志日漸消沉，求安穩、覓舒適之私心油然而生。所謂兩貪，其一是貪地位，也就是鞏固其民主派老大的地位；其二是貪席位，也就是在議會中多拿席位。民主黨決定不參與五區公投后，如不在政改中有所作爲，民主派共主的地位恐怕有損，抱此心病，走談判路之始動機已然不純。政府的增加10席方案，本來就含有分餅仔，賄賂大多數黨派的意思，可惜市民不察，政黨也不點破，民主黨更是甚受誘惑，區議會方案與己有利何樂而不爲？又增一心病，談判動機何純之有？曾鈺成，范徐麗泰尚知道身為立法會主席執錘不偏，民主黨作爲民主派龍頭難道就不懂什麽叫利益衝突？什麽叫避嫌？可見，團結民主力量的使命感在黨私和自私面前已經蕩然無存。
行私之人縂能找出許多的理由，一來安慰自己，二來矇騙別人。沒錯，也許你們在黨内會議上真的沒有共謀過什麽與盟友爭權，也沒有討論過什麽議席之利，但黨私之心已然默契，何須出口！關鍵是什麽呢？你在討論行動方案的時候有沒有提出和充分討論過避嫌？你是否傾聽和重視了團結民主力量的聲音？還有一點，你雖不殺民主，但香港民主因你而死，民主黨有沒有想過？
長城之倒源于一塼之脆，千里長堤毀于一蟻之穴！在鬥爭的環境下，意志稍退便是變節的前哨。汪精衛當年與日本人開始談的無非是早日退兵，不要濫殺無辜等等，殊不知與強權討一粟終將委身成傢奴。民主黨走出沒有腰骨的第一步，形勢就會推著你走第二步、第三步。。。。直至萬丈深淵。
李柱銘說爭取民主要堅持原則，一來是他數十年民主鬥爭的經驗總結，二來是他人格偉大的充分體現。可惜民主黨幾十年道行一朝之間喪于肖小。民主黨已倒，唯有看將來，誰可擔當香港人的脊梁？
政改之後，對民主黨的評論無非三种：叫好、觀望、批評。
叫好者以中共、建制派、曾班子為主，無非是識大體、顧大局、真乃“良禽”等等。
觀望者主要是香港市民，由於輿論的參差，信息的混亂，星斗市民對鴿黨方案無法作出準確的判斷。
批評者以民主派盟友和部分支持香港民主運動的學者爲主。批評者當中又分兩种，但其中一種聲音尤大，以李柱銘、程翔等為代表，一般都認爲民主黨政治策略失當，但不懷疑其政治道德。筆者對此不以爲然。
筆者認爲，整件事情發端于民主黨的一私兩貪。所謂私者，個人私心也！民主黨有人經長期抗爭后，漸覺身心疲憊，對民主的希望日覺渺茫，爭取民主的鬥志日漸消沉，求安穩、覓舒適之私心油然而生。所謂兩貪，其一是貪地位，也就是鞏固其民主派老大的地位；其二是貪席位，也就是在議會中多拿席位。民主黨決定不參與五區公投后，如不在政改中有所作爲，民主派共主的地位恐怕有損，抱此心病，走談判路之始動機已然不純。政府的增加10席方案，本來就含有分餅仔，賄賂大多數黨派的意思，可惜市民不察，政黨也不點破，民主黨更是甚受誘惑，區議會方案與己有利何樂而不爲？又增一心病，談判動機何純之有？曾鈺成，范徐麗泰尚知道身為立法會主席執錘不偏，民主黨作爲民主派龍頭難道就不懂什麽叫利益衝突？什麽叫避嫌？可見，團結民主力量的使命感在黨私和自私面前已經蕩然無存。
行私之人縂能找出許多的理由，一來安慰自己，二來矇騙別人。沒錯，也許你們在黨内會議上真的沒有共謀過什麽與盟友爭權，也沒有討論過什麽議席之利，但黨私之心已然默契，何須出口！關鍵是什麽呢？你在討論行動方案的時候有沒有提出和充分討論過避嫌？你是否傾聽和重視了團結民主力量的聲音？還有一點，你雖不殺民主，但香港民主因你而死，民主黨有沒有想過？
長城之倒源于一塼之脆，千里長堤毀于一蟻之穴！在鬥爭的環境下，意志稍退便是變節的前哨。汪精衛當年與日本人開始談的無非是早日退兵，不要濫殺無辜等等，殊不知與強權討一粟終將委身成傢奴。民主黨走出沒有腰骨的第一步，形勢就會推著你走第二步、第三步。。。。直至萬丈深淵。
李柱銘說爭取民主要堅持原則，一來是他數十年民主鬥爭的經驗總結，二來是他人格偉大的充分體現。可惜民主黨幾十年道行一朝之間喪于肖小。民主黨已倒，唯有看將來，誰可擔當香港人的脊梁？
民主黨閲讀民意能力比曾蔭權還低B
民主黨閲讀民意能力比曾蔭權還低B
作爲民主派政黨，收集民意自然十分重要，民主黨無疑在這方面下了很多功夫，但收集民意之後如何將它轉化為決策依據，其中不能或少的工作就是分析和閲讀。數據是死的東西，加以分析閲讀才能使之活化。任何簡單引用數字的做法都是工作中的教條主義，輕則引起局勢誤判，重則導致毀滅性決策。
以“五區公投”為例，民主黨最終決定棄侷，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據説是民意的支持率偏低。筆者無法得知民主黨如何做的調查，但可以肯定的是，這樣的調查是毫無參考價值的。民主黨應該請教一下鈡庭耀，是不是任何的政治議題都適合做民調，而調查的結果是不是都有實質意義。“五區公投”對於香港市民來説是一件從未經歷過的事情，其中的源起及發展，目的及意義，若非經過大量的講解和動員，普儸市民是很難清晰了解的，這樣，市民在問卷中保守反對的立場必成主流，試問，這種預先已知答案的民調又有何參考的意義呢？國際社會以及歷史經驗都已充分證明，追求民主變革只能是一條創造探索之路，在這條道路上總是需要一些先知先覺的人，組成民主鬥爭的先鋒隊，通過對民衆的啓蒙和發動，凝聚成社會的主要力量，這樣，達至民主偉業成功的一天才可來臨。
民主黨以民調作決策是教條的，而擔心“五區公投”會失敗更是沒有根據的，他們犯了一個簡單推論的錯誤。“五區公投”一旦開戰，它是一個兩軍對壘的局面，其基本槃仍然不會偏離民主派和建制派6：4的支持率，而影響中間游離票則主要取決於雙方的競選議題，民主派的議題清晰而明確，是為民主，為未來，為香港人千秋萬代的福祉；反觀建制派又能提出什麽像樣的議題呢？議席本來就是民主派的，民主派為義而先舍，建制派爲利而爭奪，人爲義士，你為竊賊，看不到建制派能佔到半點便宜。縱使有些論調認爲“五區公投”多此一擧、浪費公帑云云，但亦實在難以離間多少民衆，畢竟真理越辯越明，烏雲難掩朗月。民主派倘若齊心推動公投，即使建制派最終採取龜頭策略，其丟盔棄甲醜態畢露，只能徒增一笑，絕難撼動公投的意義。
民主黨的低B，反映在閲讀另一個民意調查數據上，就是政改方案的支持率。真正的支持率真如政府所說50%以上嗎？這個調查是一個二選一的調查，就是説要麽支持政府方案，要麽原地踏步。如果把2012雙普選跟政府方案交給民衆二選一，結果又會如何呢？在沒有其它選擇的情況下，民衆只能被動接受一個爛方案，民衆對方案的滿意率估計低於10%，這樣的情況下，能說得到半數以上民意的支持嗎？這就好比你要求老闆加200元人工，老闆說：“我只能加20元，不接受的話請你另謀高就吧，20元都好過沒有啊”，民衆可能會因無奈和矇騙產生動搖，這時候最需要領頭人幫他們發聲，給他們鼓勁，並且帶領他們去抗爭。其實曾蔭權心裏都絕對不會認爲政府的爛方案會過得市民這一関，一旦方案被否決，市民的怨氣絕不是沖著民主派，而是會沖著自己，落車之期不甚遙遠了。可惜民主黨有民氣不用，反倒自作聰明，弄了個非驢非馬的所謂改良方案，不但幫助曾蔭權輕輕避過了兇險一劫，還最終導致泛民分裂，自己落得個首鼠兩端。
可見，民主黨閲讀民意之低B比曾蔭權尤甚！
作爲民主派政黨，收集民意自然十分重要，民主黨無疑在這方面下了很多功夫，但收集民意之後如何將它轉化為決策依據，其中不能或少的工作就是分析和閲讀。數據是死的東西，加以分析閲讀才能使之活化。任何簡單引用數字的做法都是工作中的教條主義，輕則引起局勢誤判，重則導致毀滅性決策。
以“五區公投”為例，民主黨最終決定棄侷，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據説是民意的支持率偏低。筆者無法得知民主黨如何做的調查，但可以肯定的是，這樣的調查是毫無參考價值的。民主黨應該請教一下鈡庭耀，是不是任何的政治議題都適合做民調，而調查的結果是不是都有實質意義。“五區公投”對於香港市民來説是一件從未經歷過的事情，其中的源起及發展，目的及意義，若非經過大量的講解和動員，普儸市民是很難清晰了解的，這樣，市民在問卷中保守反對的立場必成主流，試問，這種預先已知答案的民調又有何參考的意義呢？國際社會以及歷史經驗都已充分證明，追求民主變革只能是一條創造探索之路，在這條道路上總是需要一些先知先覺的人，組成民主鬥爭的先鋒隊，通過對民衆的啓蒙和發動，凝聚成社會的主要力量，這樣，達至民主偉業成功的一天才可來臨。
民主黨以民調作決策是教條的，而擔心“五區公投”會失敗更是沒有根據的，他們犯了一個簡單推論的錯誤。“五區公投”一旦開戰，它是一個兩軍對壘的局面，其基本槃仍然不會偏離民主派和建制派6：4的支持率，而影響中間游離票則主要取決於雙方的競選議題，民主派的議題清晰而明確，是為民主，為未來，為香港人千秋萬代的福祉；反觀建制派又能提出什麽像樣的議題呢？議席本來就是民主派的，民主派為義而先舍，建制派爲利而爭奪，人爲義士，你為竊賊，看不到建制派能佔到半點便宜。縱使有些論調認爲“五區公投”多此一擧、浪費公帑云云，但亦實在難以離間多少民衆，畢竟真理越辯越明，烏雲難掩朗月。民主派倘若齊心推動公投，即使建制派最終採取龜頭策略，其丟盔棄甲醜態畢露，只能徒增一笑，絕難撼動公投的意義。
民主黨的低B，反映在閲讀另一個民意調查數據上，就是政改方案的支持率。真正的支持率真如政府所說50%以上嗎？這個調查是一個二選一的調查，就是説要麽支持政府方案，要麽原地踏步。如果把2012雙普選跟政府方案交給民衆二選一，結果又會如何呢？在沒有其它選擇的情況下，民衆只能被動接受一個爛方案，民衆對方案的滿意率估計低於10%，這樣的情況下，能說得到半數以上民意的支持嗎？這就好比你要求老闆加200元人工，老闆說：“我只能加20元，不接受的話請你另謀高就吧，20元都好過沒有啊”，民衆可能會因無奈和矇騙產生動搖，這時候最需要領頭人幫他們發聲，給他們鼓勁，並且帶領他們去抗爭。其實曾蔭權心裏都絕對不會認爲政府的爛方案會過得市民這一関，一旦方案被否決，市民的怨氣絕不是沖著民主派，而是會沖著自己，落車之期不甚遙遠了。可惜民主黨有民氣不用，反倒自作聰明，弄了個非驢非馬的所謂改良方案，不但幫助曾蔭權輕輕避過了兇險一劫，還最終導致泛民分裂，自己落得個首鼠兩端。
可見，民主黨閲讀民意之低B比曾蔭權尤甚！
渴望與中央溝通的代價
渴望與中央溝通的代價
民主黨此次翻船，凸現政治風險意識的薄弱和黨内組織工作的弊病，問題嚴重，由來已久。大凡政治鬥爭，如果看不清自己也看不清對手，那麽是一定要出大問題的。在中央眼裏，民主派是鬥爭的敵對派，尤其是敵對派的為首者，先是可以哄騙，分化其爪牙，然後是一定要堅決打擊，除之而後快的。民主黨的核心們一旦坐在議事堂上，便以爲香港的民主政制起碼實現一半了，可以堂而皇之的坐在高堂上參與和推動民主政治了，滿腦子只剩下民主社會的槼條法則和溫文爾雅了，喚醒群衆和發動群衆的事情早就抛到一邊去了。竪不知，這看似與西方民主議會絲毫無異的議事堂，只是虛有其好看的外表而已，說穿了無非是專制統治的一個裝飾罷了。
在今日之香港，作爲民主的堅定追求者，無疑是只能充當政府的反對派的，必須清醒地認識到，只有把普儸大衆的民主意識喚醒，要讓他們明白，倘若不能儘快實現民主，英治遺下的自由和法治，廉潔與公正早晚都會消失殆盡，把他們發動和組織起來，形成強大的民意力量，那麽才會有了從既得利益者手中還政與民的可能。鬥爭靠的是手中的籌碼，而不要指望權貴的良心。在原則問題上只要動了絲毫妥協的念頭，那麽專政的機器就會把你玩弄與股掌之間，然後伺機碾成粉碎。坐在堂上只是鬥爭的一種手段，追求民主的希望在議事堂外，只有深入普儸大衆之間，民主香港才會有成功的希望。
民主黨此次翻船，凸現政治風險意識的薄弱和黨内組織工作的弊病，問題嚴重，由來已久。大凡政治鬥爭，如果看不清自己也看不清對手，那麽是一定要出大問題的。在中央眼裏，民主派是鬥爭的敵對派，尤其是敵對派的為首者，先是可以哄騙，分化其爪牙，然後是一定要堅決打擊，除之而後快的。民主黨的核心們一旦坐在議事堂上，便以爲香港的民主政制起碼實現一半了，可以堂而皇之的坐在高堂上參與和推動民主政治了，滿腦子只剩下民主社會的槼條法則和溫文爾雅了，喚醒群衆和發動群衆的事情早就抛到一邊去了。竪不知，這看似與西方民主議會絲毫無異的議事堂，只是虛有其好看的外表而已，說穿了無非是專制統治的一個裝飾罷了。
在今日之香港，作爲民主的堅定追求者，無疑是只能充當政府的反對派的，必須清醒地認識到，只有把普儸大衆的民主意識喚醒，要讓他們明白，倘若不能儘快實現民主，英治遺下的自由和法治，廉潔與公正早晚都會消失殆盡，把他們發動和組織起來，形成強大的民意力量，那麽才會有了從既得利益者手中還政與民的可能。鬥爭靠的是手中的籌碼，而不要指望權貴的良心。在原則問題上只要動了絲毫妥協的念頭，那麽專政的機器就會把你玩弄與股掌之間，然後伺機碾成粉碎。坐在堂上只是鬥爭的一種手段，追求民主的希望在議事堂外，只有深入普儸大衆之間，民主香港才會有成功的希望。
論馬丁退黨
論馬丁退黨
愛爾蘭的7月氣溫只是十五、六度，完全沒有香港的酷熱，本來是消暑度假的好地方，可惜馬丁的心情，恐怕未因身體暫時地離港爾得到任何的平復。箭在弦上不得不發，與民主黨的道別雖然痛苦，但已經沒有更好的選擇。
在民主黨内，馬丁早已不是昔日那種振臂一呼應者雲集的光景。作爲創黨主席，黨内同志無疑是十分尊重的，但是一旦離開核心崗位，要想左右黨的決策那就談何容易了。斗室之中你我相看皆為凡人，侷内中人反倒感受不到領袖的光環和能量，這就是外界感到詫異，而民主黨人渾然不覺的地方。馬丁被公認為香港的“民主之父”，不光香港人知道，遠在海外的華人和政府要人、學者也都知道。在海外，如果說未必有人知道董建華、曾蔭權，那麽知道馬丁的卻不在少數；如果說政改方案的通過算不得國際新聞，那麽馬丁的退黨肯定會是國際和華人社會中的一件大事，其發酵能力並非三、五月閒可以平息。
馬丁堪稱香港民主，特別是民主黨的一面旗幟，旗幟一倒，未必猢猻盡散，但軍心的動搖影響深遠，民主黨將來之前行必定舉步維艱。以今日民主黨的處境，除了仍有八張議會的交椅虛張聲勢外，其内外交困，人心背離，實在已經向懸崖進發退無可退，分裂之事陸續有來，11，12兩選戰極不樂觀，一旦有損，整個黨必將分崩離析。到其時重整呼聲下或者馬丁能扮演重要角色。
有人並不相信民主黨會投共收場，包括一些口頭上說它投共的人也僅僅是說說而已，内心是不以爲然的。誠然，我也不相信整個民主黨會馬上集体投共，共產黨也不會接受你這麽一個危險的敵人整體改編，但在12到16年間，民主黨發生巨大分裂以後，一部分人另起爐竈堅持馬丁的原則路綫，另一部分人徹底投入建制參加權力分贓卻是完全可以預期的。
愛爾蘭的7月氣溫只是十五、六度，完全沒有香港的酷熱，本來是消暑度假的好地方，可惜馬丁的心情，恐怕未因身體暫時地離港爾得到任何的平復。箭在弦上不得不發，與民主黨的道別雖然痛苦，但已經沒有更好的選擇。
在民主黨内，馬丁早已不是昔日那種振臂一呼應者雲集的光景。作爲創黨主席，黨内同志無疑是十分尊重的，但是一旦離開核心崗位，要想左右黨的決策那就談何容易了。斗室之中你我相看皆為凡人，侷内中人反倒感受不到領袖的光環和能量，這就是外界感到詫異，而民主黨人渾然不覺的地方。馬丁被公認為香港的“民主之父”，不光香港人知道，遠在海外的華人和政府要人、學者也都知道。在海外，如果說未必有人知道董建華、曾蔭權，那麽知道馬丁的卻不在少數；如果說政改方案的通過算不得國際新聞，那麽馬丁的退黨肯定會是國際和華人社會中的一件大事，其發酵能力並非三、五月閒可以平息。
馬丁堪稱香港民主，特別是民主黨的一面旗幟，旗幟一倒，未必猢猻盡散，但軍心的動搖影響深遠，民主黨將來之前行必定舉步維艱。以今日民主黨的處境，除了仍有八張議會的交椅虛張聲勢外，其内外交困，人心背離，實在已經向懸崖進發退無可退，分裂之事陸續有來，11，12兩選戰極不樂觀，一旦有損，整個黨必將分崩離析。到其時重整呼聲下或者馬丁能扮演重要角色。
有人並不相信民主黨會投共收場，包括一些口頭上說它投共的人也僅僅是說說而已，内心是不以爲然的。誠然，我也不相信整個民主黨會馬上集体投共，共產黨也不會接受你這麽一個危險的敵人整體改編，但在12到16年間，民主黨發生巨大分裂以後，一部分人另起爐竈堅持馬丁的原則路綫，另一部分人徹底投入建制參加權力分贓卻是完全可以預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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