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香港報章透露民主黨元老司徒華先生接受的一段採訪，稱司徒華先生罕有地談及下任特首人選。“他表示，會推薦現任財政司司長曾俊華，認為他‘是公務員出身，熟悉政府運作’。”文章雖短，筆者讀來卻倒吸了一口冷氣。這是我所認識的司徒華先生嗎？
說起司徒華，香港人的腦海中不由自主會與一個名詞聯係到一起：民主。街喻戶嘵的民主老人司徒華，關於他早年投身民主的故事，筆者這樣年紀的人，是需要翻查舊典才能知曉的。從1973年領導非學位教師罷課成功爭取合理薪酬，成為工運領袖，創立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到1978年爭取中文成為主要教學語言，發起第二次中文運動，再到1980年代初領導香港教育界抗議日本篡改日本教科書中侵華歷史部份，司徒華先生無疑是港英殖民地時期香港政治運動的積極參與者，直到85年以立法局教育界功能組別晉身立法局，可以清晰看到，89六四事件之前，司徒華先生是一只手擧著民運大旗，另只一手擧著愛國主義旗幟，為香港蒼生奉獻著自己的力量。1989年是一個無人能夠預見的年份，六四槍聲響后，許多人的命運從此截然改變，其中當然包括了司徒華先生。所謂時局造英雄，既是民心所催，也是凴著一腔熱血，隨著支聯會的成立，宣告香港有了一個跟中央對抗的組織，也催生了司徒華先生長逾20年的對抗之路。毫無疑問，司徒華先生是頑強的，是能夠撐得住的，這一點，你只需每年六月四日的傍晚到維園去走走就不難找到答案。
人生歷練當中，有些事情，只要它年復一年，不斷的重復，我們就自然的有了固定的判斷，甚至不需要深入的追根索源，不需要做任何分析，我們就以爲掌握著紀錄真理的羊皮卷，在我們的思想當中，司徒華先生就是這樣的一個人，他天然的和民主結合在一起，簡直可以說就是民主的化身。
然而，香港政壇最近發生的一些事情，尤其是民主派内部的一些事情，顯得奇異而詭譎。在百思不得其解的時候，筆者終于冒出這樣一個念頭：有些理所當然的事情真的是如此理所當然嗎？終于，在對昔日偶像的情感起了微妙變化的時候，驅使筆者從新探究起偶像形成的原由，將過往相關的歷史逐一梳理，一一串連。雖然筆者至今難以確定是否找到了要找的答案，但卻為解開自己的迷思找到一個可能成立的質疑。這個質疑顯得十分乖張，當我得到這個質疑的時候，自己幾乎驚訝得跌倒。筆者的質疑是，司徒華先生與民主數十年的結合，是出自了解？還是來自誤會？
我們永遠無法扒開一個人的腦子，到裏面去觀察他的思想。因此，我們只能通過他的行爲去推斷他在想什麽，這樣的推斷，無疑會有失誤的時候。比如相識幾十年的一個老朋友，一直以爲他是屬於一類人，到最後一件事情的發生，讓你突然明白，他根本就不是這類人。
司徒華先生擔任校長31年，領導支聯會並投身香港民主運動21年，單凴這兩個年份數字，無人可以懷疑他是一個有始恆終的人。同時筆者有理由相信，有這樣堅韌毅力的人必定是因爲相信而選擇他的道路，但是繼續分析下去問題就來了，他所相信的民主價值觀是怎樣的一個價值觀呢？是理想主義的民主價值觀呢？還是功利主義的民主價值觀呢？是人權大於主權呢？還是主權至上呢？是開明開放的民主觀呢？還是家長式的民主集權觀呢？
筆者忽然想到一個畫面，有個村童走在路上，忽然來了洪水，前面立著兩棵樹，村童來不及細想，趕忙爬上其中的一棵，低頭一看，樹幹上刻著民主二字，打量另一棵，上面刻著獨裁二字，洪水一直沒退，村童逐漸變成了白鬍子老公公，於是，村裏就流傳起民主之神的傳説。
司徒華先生無疑是很能堅持的，堅持得有些固執，教協會長一當26年，至今仍然是教協監事會主席，司徒華先生更以79嵗高齡，仍然擔當支聯會主席，且在民主黨内仍然發揮積極的影響力。司徒華先生無疑是德高望重的，沒有人能趕他下臺，但是正因如此，一個真正的民主推動者更要相信年輕的同志，同時知所進退。
民主是一個事業，需要後繼有人，但絕對不是一個家業，只傳子孫。倘若一個人將民主事業當了家業來辦，那麽就很有理由懷疑他對民主的理解是否準確。
民主是講原則的，普世價值絕不能搓圓捏方，否則人人有自己特色的民主，整個社會就沒有什麽民主可以追求了。為民主鬥爭的時候，什麽事情能夠讓步，什麽事情不能讓步，這體現了對民主價值觀的判斷能力。
搞民主要分得清大義。政黨之上，民主為大，民主之上，人民最大。倘若丟失了這個理念，則定必走向勢利，失卻大義。
司徒華先生評論下屆特首人選，雖然寥寥數語，但背後的含義非同一般。討論權貴之間小圈子的博弈得失，無論支持哪一方，那麽，作爲不公義建制的反對者和推翻者，我想問問司徒華先生，你的屁股坐到哪裏去了呢？由此觀之，不能不讓人懷疑，司徒華先生當初與民主的結合本是一場盲婚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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