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佔中爭議的一點看法

關於佔中爭議的一點看法

有些人說十分話做一分事，有些人說一分話做十分事，因此，怎樣說是不重要的，怎樣做才是重要。

看問題要看到根本，抓住最重要的一點就夠了。佔中運動不管是和平也好，激烈也好，違法也好，不違法也好，始終主辦者到時候要交功課，就是發動一萬人去鬧市坐街。如此多的人，不管到時候他們靜坐也好，開PARTY也好，佔領一天也好，佔領一個月也好，都是香港史無前例的，對港共政府造成的壓力不言而喻。

香港的大街不歸任何人專屬，佔領中環運動也不為任何組織者所獨有，有想法的組織都可以自行組織佔領運動，到時與戴耀庭的佔領中環一起舉事，能夠互相協調也好，不協調也好，客觀上都可以分散警力，互漲聲勢。大家分開做，自己的一堆人，想和平也行，想激進也行，非暴力亦可，暴力也未嘗不可，只要自己能夠承擔後果。

密室談判可以出賣港人利益，街頭抗爭則只可能犧牲自己的利益，不可能出賣誰的利益。戴教授他們採用公開商討做法來訂立普選方案，這種公開的、商討的方式很明顯能夠保證出來的方案不會違背普及平等的原則，或者準確地說是做到基本法框架下允許的最大民主選舉。

如果有人說我現在就要拋開基本法，那麼你也可以堅持你的主張。

光說不練假把式，能說能練真豪傑。這幾個月看到戴耀庭先生幾位確實非常辛勤努力，走校園、跑論壇、出入教會、聯絡大小團體，把普選的民主理念傳遞給很多原本并不關心政治的人。對這樣認真做事的人，我們還是應該多些鼓勵，少些嘲諷。

六四燭光晚會的爭論

六四燭光晚會的爭論

人總習慣於慣性思維，我也不例外。因為支持民主，每年參加六四燭光晚會，早已覺得是天經地義的事。今年發覺議論特別多，才用心的將這件事思考一遍，結果，連自己都大感愕然。

一、不對等的愛

殖民地時期，香港人曾長期與內地隔絕，很多父母子女，兄弟姐妹、親朋好友，都被一條淺淺的深圳河阻隔，咫尺之間，天涯之遙，因此，香港人對故土有一種撕心裂肺的思念。愛屋及烏，故土、故人、故物、故國，在人的腦細胞反應中是一脈相連的。或許，這就是愛國的源頭，遊子之愛，殷切尤甚。在大陸民眾早已對”愛國“兩字嗤之以鼻的時候，河那邊的香港人卻依然癡癡的愛著。

中國發生的大事，香港人的關切絕不少於內地人民。每當內地有災害發生，香港人會奔走相告，感同身受，自發的施以援手，香港人愛國是從不吝嗇的。

回歸后，情況發生了微妙的變化。昔日的故國變成了掌控蒼生的太上皇，這回，”“國”的形態就發生了轉變，由夢裡依稀的大地變成江澤民、胡錦濤、魯平、喬曉陽。香港人被人從夢想中拉回了現實，不得不從新思考，究竟這“國”可不可愛？

過去，香港人的愛國情懷是柏拉圖式的，現在，在“國”對他們的居住地行駛著至高無上的統治權的時候，他們必須要對這“國”問：你愛我嗎？當答案讓香港人感到不安的時候，很自然，他們會問另一個問題：我還愛這“國”嗎？

二、香港本土現實

根據《基本法》，香港實行一國兩制，高度自治，50年不變。香港前途問題看似解決了，實際上并未解決。《基本法》是一個充滿灰色地帶，不乏自相矛盾的法律，單單是普選問題，人大一次釋法，兩個《決定》，就讓香港人信心盡失。一國兩制，這種極不穩定的體制設計最終必然失敗。

50年起，香港與大陸走上不同的發展道路，實行不同的體制，兩地亦終於完全被關卡阻隔，成為兩個完全不同的世界。等到97回歸，香港人的本土認同已經根植。要讓香港成為一個普通的中國城市，我想，香港人是不會有幾個人願意的。

這種潛伏在內心的情感一直存在，只是還沒有系統的被理論和文字所描述，甚至還沒有被理性意識所梳理。《城邦論》的橫空出世之所以迅速引來巨大反響，正是由於它驚醒了香港人早以潛藏的意識。

由於香港前途未決，本土香港與國家兩者之間就會存在利益博弈關係，這種博弈甚至會演變成非常激烈的對抗。國家有強化控制的慾望，這會得到國內愛國主義者的歡呼；本土香港有自我管理的願望，這是香港價值觀的自我守護，兩種意願之間就會形成必然的衝突。這個衝突，不但在目前的體制情況下無法解決，就是大陸民主變革之後，依然不能自動解決。

三、過期失效的六四訴求

六四參與者及死難者懷著一片赤誠報國之心，公開向當權者提出政治改革的訴求，并且走出街頭、用行動來抗爭，這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來說，是非常勇敢的，是超越了普通民眾的覺悟，具有先進性。

六四事件發生已經24年，今天中國的社會環境，統治集團的利益結構、統治手段，以及民眾對民主政治的瞭解和對當權者的認知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民眾已經清楚的知道，以六四運動那種忠臣死諫，企圖打動統治者完成自我改良的方式，是不可能給中國帶來民主的。

香港的支聯會成立了24年，六四燭光晚會到今年也走過24個年頭。堅持固然可貴，但也很應該反思一下，到底在堅持什麽？過去曾經有意義的事情，今天做是否仍然有意義？主體、內涵、方式、方法，是否應該隨著中國大環境與香港小環境的改變而做出改變？是否需要思考更有效的策略？

六四事件當然值得紀念，這是毫無置疑的，紀念活動應該一直做下去，甚至實現民主理想後仍然要做。纪念死难者，這是人的基本情感。但六四燭光晚會僅僅是一個紀念活動嗎？當然不是，它更應該是民主的宣言書、宣傳隊、和發動機。只有這樣，它才值得香港數以十萬計市民的參與和支持，也才能讓“支持中國民主運動聯合會”這塊招牌名副其實，光輝閃亮。

四、支聯會走向墮落

民主抗爭有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民主目標一日未達，爭取民主的戰鬥只會年年升級。民主鬥士是需要走在民眾前列、起帶領作用的，如果民眾的民主意識已經進步，而鬥士們仍然停留在原有水平，那就必然要喪失掉引領的地位。

司徒華是令人敬佩的，以90年代的民情背景，他堅持舉辦六四燭光晚會，是需要承受巨大的壓力。董建華曾經勸他放棄舉辦晚會，社會主流民意也不贊成刺激中央，有段時間，參加六四晚會的人數一年比一年少，華叔的堅持是艱難的。

今天，民情民意已經完全改變。隨著中共高級官員腐敗醜聞的大量暴露，國內維權活動的日益高漲，中共對香港事務的不斷插手，香港人對中共由期盼、觀望轉變成痛恨、失望。今天，你還可以想像得到梁振英會勸說李卓人不要辦六四晚會嗎？不會，情勢已變。民情的轉變，中共在一些事情的應對上也必須退讓，一個提出十分溫和主張的悼念晚會，已不再是中共的眼中釘，反倒成了疏導民怨的減壓閥。

觀乎支聯會諸君的言論及行為，也是令人失望的。不思進取與吃老本能夠最貼切的形容他們。這次支聯會提出的晚會主題“愛國愛民香港精神”是十分粗疏的，即便不以動機去揣測，也是一個重大失誤，反映了主事者政治觸覺非常薄弱，華叔若在，是不可能想像有這種事情發生的。

民主運動需要民眾支持，籌辦經費無可厚非，民眾亦真心支持。但如果一個組織思想上不謀進取，行動上墨守成規，籌款上卻落心落力，那就偏離了方向，那就是意志的消退、精神的墮落！  

中國應該全盤西化

中國應該全盤西化

主張中國全盤西化，反對的人必定不少，不單止掌權的人，連很多普通的民眾，甚或爭取民主的人士，都是要搖頭的，因為這踩了民族主義的尾巴，是“大逆不道”的。

中國是個老大帝國（楊度語），一個老字，說出了中國的落後不堪，一個大字反映了中國人“泱泱大國”的心態，雖則落後，但總不至於親口承認的，外國的東西固然很好，但始終沒有我們老祖宗留下的寶貴，於是，明明是買來的、借來的、學來的、偷來的外國原裝貨，仍舊要嘴硬的說“去其糟粕，取其精華”。

看看現實，中國自百多年前打開大門以來，發展至今，滿目所見，哪一樣不是西洋貨？我們吃的大米，是經過科學改良的，這科學的根在歐洲；我們穿的衣服，曾經叫“洋布”，現在不叫了，那是因為本地化了，生產技術是西方來的；我們住的房子，用的鋼筋水泥，那樣不是從西方學來的？或者乾脆搬了別人的機器直接生產的；還有我們看過的電影、開的汽車、飛機；連我現在碼字的電腦，想想都有點生氣，為啥全是西方來的？

用了別人的東西，但嘴上不願承認，心裡更不服氣，全都是老大帝國的心態在作怪。於是乎便生出了許多的滑稽事來。

例如中西醫之爭，高下立見的事情，就因為心裡不服氣，非要辯個你死我活。嘴皮之爭不打緊，可在現實當中是要壞事的。國內的中醫與大熊貓一樣，是受到保護的。在我曾居住的一個大城市，有一所很大的中醫院，門外的招牌掛了幾十個，都是某某中醫研究所云云。母親是相信中醫的，非要看這所醫院不可，醫生問什麽病？糖尿病！好的，不需要打針，開藥吧。好傢伙，大包小包足足五、六斤，有西藥，也有中藥。問醫生怎麼吃，合著吃唄！這是中西醫結合療法！一算帳，兩千多，西藥花的20%，中藥花的80%。再問醫生，這藥忒多，一天三次，真的要紅的綠的都吃一遍嗎？醫生答到，如果怕影響胃口，可以只吃西藥！再問，只吃中藥行不？醫生馬上變了臉色，不行的，那是萬萬不行的，記好了啊！

原來如此！那中藥是撐臉子的，也是撐票子的！

談到政治上，那老大帝國更了不得了。社會主義嘛，馬克思、列寧，那不都是舶來品嗎？好嘛，咱們用一個定語框住它，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別國都沒有了吧？我們發明的，還是咱老大帝國的東西，這樣一來，不傷面子了！

我們如此不服氣，到底是保護了我們的民族，還是掩耳盜鈴，自欺欺人，到頭來傷害了這個民族？三十年來，中國人道德的沉淪與這種不願意承認事實的政治宣傳可謂不無關係。

到了國外，才發現國內鼓吹的那些名堂，什麽民族地位呀、國家尊嚴呀、大國崛起呀，全都不是那麼一回事。外國人看你，就跟交朋友的道理一樣，只要你友善、有禮、說話在理，就會得到尊重。

全盤西化究竟有什麽可怕？西方實踐過的民主政治制度，傳播到亞洲、美洲、非洲，也一樣的成功。短短幾十年，新興民主國家多達數十個。看事情總要看一個大方向，現成的東西不用，偏要搞“摸著石頭過河”，這是什麽用心？

一提全盤西化，大棒就來了，仿佛“全盤”了，就是向西方人磕頭了，失掉祖宗的臉面了，大難臨頭了，這全都是妖魔化的鬼把戲！目的就是要老百姓恐懼。

政治制度方案是死的，可我們腦子是靈活的，全盤的拿來，人們就懂得在實踐中去加以改善，不可能一成不變，死扣原樣。很明顯，這“全盤”兩個字，是故意的妖魔化，拿來唬人的，原因再清楚不過了，掌權者要走世界上別人沒有的路，也就是為他們永遠掌權護航的路，謂之“道路自信”。

聖鬥士毓民

聖鬥士毓民

毓民退出人力，因有社民連分裂的故事，所以並不驚訝，甚至覺得這是遲早的事。

提起毓民，就想到牛虻，青少年時期成長環境的複雜性鑄就了桀驁不馴的性格，長大后因天資聰穎、出類拔萃而得到注目，但命途坎坷。牛虻一生，糾纏在信仰、反叛、信任、欺騙、愛慕、背叛，等等思想的交鋒與人性的掙扎，從而，練就了精神上的至剛至烈。

毓民在拒共護港的立場上是堅定的，這源自於他對中共本質的深刻認識，這成為了他的信仰，堅不可摧。毓民在立法會的抗爭是開創新河的，對香港社會的抗爭覺醒有帶動作用，“沒有抗爭，哪有改變！”，這鏗鏘有力的口號，曾經激勵過不少的香港人，歷史會記下這一筆。

但小說中的人物畢竟虛構，往往忽略了人性的多面化，毓民像牛虻，但不僅僅像牛虻。

提起毓民，我又想起于連，同樣是人中之龍鳳，出身於寒微但不甘自棄。但于連與牛虻很不同，他更懂得變通，為求目的，甚至不擇手段，曾傷害過不少愛慕他的女人。

毓民是活在理想中的，爲了理想，有些事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理想的榮辱觀高於人性的榮辱觀，這往往是變革者者所秉持的，也是必須秉持的。香港畢竟是和平時代，和平時代有許多的不容于變革者的規條法則，這會讓變革者處境尷尬，在理想與人性的矛盾衝突中取捨艱難。

同時，毓民是活在生活中的。二十一世紀已經不可能為狂熱的革命者提供生存空間。人有自私、貪婪、嗔怨，人有自我保護的意識，不可能任何事情判斷正確。

毓民因理想拉近與一些人的距離，也因為理想拉開了與另一些人的距離，昔日理想相同的今日也許變得不同。他與往日的同志說分手，只因為他有自己的路要走。

“外方而內圓”。這是長期合作夥伴蕭若元先生對毓民的評價。我覺得，有道理。

馬桶里的廉潔

馬桶里的廉潔

前有貪曾，后有貪湯，香港社會以為廉政風暴，鬧得沸沸揚揚。其實，以曾和湯的貪腐手法，只不過是新手上路，實在未諳貪腐之道。香港真正的貪腐危機，卻少人議論，實在讓人發笑。

香港地實行小政府大市場，政府部門權力有限，因此，在香港人的認識當中，貪污最嚴重的也只是五、六十年代警隊濫權受賄、收受錢物，其實是未曾體會到貪腐形式之多變、關節之利害。

貪污之源是公權力，用公權力直接盜取公帑，或者收受請托方錢物，這些其實只是貪腐的小打小鬧，在祖國大陸，一個官若只懂此種營生，是完全上不得檯面的，會被官場朋友恥笑。貪腐的较高境界是用權力來交換權力，互相輸送利益，這樣，涉及的利益可以非常龐大，但又十分隱蔽，而且有些還是合法的，即使違法，也難以追查。

一個政府，之所以能夠防止貪腐，是因為權力被關進籠子里。英治時代，港督在香港至高無上，但仍然會受到英國祖家的有力制約，包括監察院、言論開放的媒體、和黨友等等。港督自身不貪腐，便能秉公行事，清明治港。廉政自上而始，層層監督，整個政府焉能腐化？

1997後，香港政府之首改向貪腐祖國效忠，巔峰監察從此失效，取而代之的，是祖國官場權力交換的文化。特首作為地方職務，需要北京高官支持，才有機會當上，從他上任的那天起，除了背負政治任務之外，難免要為加持的京官作日後的回報。

權力的來源決定了權力的服務對象，梁振英上臺後，花樣翻新的政治酬傭，行政會議、諮詢架構，大量任用私人，社會多有怨聲，唯獨沒有人指出，這就是腐敗！上樑不正下樑歪，學好十年學壞一天，當廉政的監察機制全部失效，腐敗的氾濫就不可抵擋了。

回歸腐敗祖國，香港已被置於馬桶之中，馬桶只會有穢物，豈會有廉潔。

假如余若薇當選

假如余若薇當選

我們作一個假設，假設2017特首選舉方案沒能阻擋余若薇成為候選人。那麼，她當選的可能性還是頗大的。

余若薇當選，會是怎樣子的情況呢？

首先，要過組閣關，梁班子留下的人還有多少可用？是否有人願意加入新班子？這兩點都是難題。在之前，民主派幾乎無人參與過政府運作，如果民主派有較多的人參與新班子，親中派有大把理由來攻擊新內閣。那麼，中央政府在官員任命問題上將你一軍，給你一個下馬威，不是沒有可能的。

管治班子終於通過了，是否可以順利施政呢？答案頗為悲觀。親中派仍然把持著立法會，隨時可以給民主派政府找茬子，這回，他們是認認真真的充當起監察及制衡政府的角色來了，而且是逢政府必反，只要是中央不喜歡的法案、議案，他們就異常的團結來反對，政府要比前任有所建樹，恐怕比登天還難。

就算政府內部，恐怕余特首也難以駕馭，因為大家都知道，特首開罪得起，中央可開罪不起。

再看看財團精英，只要中聯辦咳嗽一聲，恐怕對余特首紛紛避之則吉。可見，哪怕強如余大狀，她也不可能幹出什麽政績來的。

各位，大家看出玄機了吧？其一、中共爲什麽決定先“普選”行政長官，再“普選”立法會？就是讓人們預期，你民主派上臺也不會做得好，於是，葉劉淑儀很“大度”地說：“相信香港人的選擇”。可見，中共根本就沒打算讓它欽點以外的人有機會管治香港，所謂“普選”，戲言也！其二、在基本法的框架底下，香港政府是不可能有獨立權力去施政的，所謂“高度自治”，戲言也！

那麼？還要不要爭取真普選？要！還要不要選特首？要！因為，不管如何，都不能讓黨官治港，不能讓他放手安插黨人，將香港管治團隊變成中共的地下黨委，然後拿著權力之劍恣意揮舞，將香港迅速變成貪腐成風、法治崩壞之地。這一點大家不要懷疑中共的野心和能力，想當年，梁振英有誰認識？他有何德何能？但在中共處心積慮的扶持之下，今天照樣坐上特首寶座了。

但在鳥籠裏面，所謂的民主也只能是鑲了金箔的瓷器，香港人不必期望太大。

前幾天廣東烏坎村的“民選”主任說，當選一年來，現在後悔當選了，我想，余若薇如果去選特首，到頭來恐怕其感慨也沒有兩樣。

讓憤怒的人憤怒好了

讓憤怒的人憤怒好了

憤怒不是一種愉悅的情緒，憤怒者往往情非得已。

中國人喜歡讀歷史，中國的或外國的，讀完就養成引經據典的毛病，爲什麽說是毛病呢？經典固然有其出處的道理，但如套用到現實，往往就有時空、環境的差異，不但不能做正確的指引，反倒成了思想的桎梏。

無論甘地也好，馬丁路德甘也好，他們的抗爭運動是以當時的社會生產力環境為背景的，當時能夠成功，套用到今天就未必能夠成功。至於一行禪師，長期被流放外國，更無成功可言。

要尋找今日的民主路向，還是要分析近20多年世界發生的民主變局為好，這樣就獲得更好的參考性。爲什麽呢？因為生產力一直在發展，而且是以加速度在發展。 科技手段的日新月異，令到統治者對反抗者的監視有非常高的效率，令到歷史上曾經成功過的由局部發起、逐漸蔓延的溫和抗爭方式成為絕唱。假使甘地今日再世， 也早被統治者趕到爪哇國了，哪裡還容許你興風作浪。

那麼，獨裁統治者是不是就可以安枕無憂、千秋萬世了呢？絕對不是。蘇東波的變局，亞洲民主浪潮，阿拉伯之春等等，都明確的彰顯世人，獨裁者的日子越來越短 了。但什麽情形下獨裁者會被推翻？那就是民眾不再感到恐懼的那一刻，當一部份人的憤怒迅速轉化成民眾的普遍憤怒，當社會的秩序已經破壞，以至任何人都只能 拼死一搏的時候，統治者就扛不住了。所以，他們很清楚，秩序是他們的命根子，他們必須把一切對秩序的挑戰消滅於萌芽狀態。

指責社會充滿憤怒的人是倒果為因，因為他們自己衣食無憂，還暫時沒有憤怒的理由。指出這一點，我沒有批評的意思，只是說出事實。

還有一種想法，是擔心過於激烈的社會變革會讓社會付出沉重的代價，那你需要看看歷史和世界了，從來沒有那個國家的民主之路是不用付出巨大代價的，但這畢竟 是一次性的投資，它不會摧垮整個民族。反倒是那些長期穩定在獨裁統治的國家，人文價值不斷扭曲，基本矛盾不斷積累等等，才有讓國家和民族陷入萬劫不復的危 機。

當然，凡是憤怒都是情緒化的，談不上策略與成熟，但它是摧毀不公制度的唯一炸彈，在高牆未倒之前，我們有什麽理由指責民眾的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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