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志遠：犧牲、冷靜、與愛

兩年前的3月，日本東北近海發生大地震，隨即引發海嘯，并導致核電廠洩漏輻射。在這場巨大災難面前，日本人的表現可稱典範，作為近鄰，香港人從中學到什麽？

每當遇到巨大挑戰之時，不管是自然災害，還是社會變革，都是上帝審視著人類靈魂的時候，是事不關己高高掛起，還是眾志成城同舟共濟？日本人交出了滿意的答卷，災難當中體現出的犧牲、冷靜、與愛，承托起一個民族新的起點。

利他精神，這個名詞對於不少的香港人來說，陌生而遙遠，我們所熟知的是中環價值。對於出名精明的香港人來說，或許利己主義才有市場，打從殖民地時期起，無論是社會精英的啓發，還是來自父母的教導，香港人已經浸泡在利己主義的靛液当中，被渲染得相當的透徹。

或者有人說，你不該如此的詆毀香港人呀，我們關心窮人，我們樂善好施，君不見香港多少善長仁翁？怎能說我們利己呢？這裡面需要把道理解剖清楚，否則不得明白。

世界上有兩種做善事的人，一種叫知禮儀，另一種叫行公義，知禮儀者因別人的評價而行善，行公義者由心而發去行善，兩者間是有莫大差別的。受到英國殖民者多年來的薰陶，香港人普遍是懂得禮儀的，因為只有懂了禮儀，才能得到社會的認可，才有了向上流動的階梯，因此，香港人一戒行為粗鄙，二戒不識時務，這樣，才能撈得掂。行善，只是一種大眾認同的禮儀，是證明自己有高雅的風度，同時賺取別人良好的評價，這種思想，從出發點上依然是利己的。這裡就有一個現成的例子，可以佐證知禮儀與行公義的分別：

昨天，拜讀了田北俊議員的一篇文章，文中提到反對佔中的理由，他說，他尊重別人表達意見、示威遊行的自由，很顯然，田先生是懂得尊重個人自由的禮儀的。但是，他認為在行使這種自由的時候，不能影響到中環人做生意，該處，就暴露出田先生并不要行公義了。別人猶自可，作為政圈中人，又聲稱支持普選的人，居然作如是觀，實在令人詫異。

透過佔中爭取普選，此乃義舉，難道是佔中者個人的私事不成？推動香港政治制度的進步，難道田先生覺得自己沒有絲毫的責任或義務？只想收成，不願付出，人人如此的話，難道普選會從天上掉下來？田先生1949年隨父輩由大陸移居來港，為的是這裡有不同於大陸的政治制度，可以自由地做生意，他應該很清楚政治制度對每個市民的深層次影響。但是，當香港面對重大轉折的關頭，田先生竟然以做多幾天生意，多賺幾個銅板的權利不可失去為理由，忽然扮作不識公義，那是利己主義者徹頭徹尾的表現，是一個典型香港醒目仔的真實寫照。

利他精神不彰，香港如同失去靈魂的城市，這是三十多年來民主運動裹足不前的根源。工具理性，自私自利，人與人之間，團體與團體之間，就會盡失信任而不能合作，整個民主運動如同一盤散沙，怎可與強大的保守勢力對抗？

也許存在一種疑問，推廣利他精神會不會損害個人的自由和權利？答案是不會。利他精神與中共宣揚的集體主義有著本質的區別，利他精神首先尊重個體，是個體出於一種對別人和社會的關懷和愛護，是每個人獨立思考后的自我醒覺，是人性的內在延伸，同時，利他精神并不排斥利己思想的存在。而集體主義不尊重個體，依靠的是集體精神壓迫，將集體利益推崇到至高無上，從而完全地排斥利己思想，所謂“毫不利己，專門利人”，主觀上歪曲了人性，客觀上剝奪了個人權利，這是野心家的騙術。

愛人與利他，當然不是口說空話，而是要付諸實踐，化為行動。雅各書說：「只是你們要行道，不要單單聽道，自己欺哄自己。」

香港人爭取民主，比日本人抵禦自然災害更為艱難，需要更廣泛的社會動員和參與，越多人願意付出，成事的機會就越高，平分到個人的代價就越小。倘若整個社會沒有犧牲、冷靜、與愛的精神，爭取民主之公義絕無成功之可能。